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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发现，她守护在父亲病床前的时候，曾经出现过某种不得不压抑的思想或冲动。
于是代之而起便出现了后来的这种症状作为替代物呈现出来。
但通常这种症状并非个别“精神创伤”
场面的沉淀物，而是许多类似情境累积的结果。
当病人在催眠状态中，以幻觉的形式将类似这样的一个情景从头到尾重新回忆一遍，并在这个过程中将她当时的情绪和最初被压抑的心理活动自由地表达出来，那么，这种症状便消除而不再复发。
通过这种方法，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布洛伊尔成功地消除了她的全部症状。
病人康复了，而且一直很好。
事实上，她已能胜任重要的工作。
但是在这种催眠治疗的最后阶段，还有一些模糊不清的地方。
对此，布洛伊尔从不给我指出。
而且我也不理解他为什么要把这个在我看来非常珍贵的发现长期秘藏起来，而不把它贡献出来以丰富科学事业。
然而，最紧迫的问题是：是否可能从他在单一病例上所发现的东西之中，概括出一般性结论来。
在我看来，他所发现的东西的那种状态具有如此基本的性质，只要能证明在一个人身上发生过，那么我相信它肯定也会出现在每一个癔症患者身上。
但是，这个问题只能靠经验来决定。
因此，我开始用我的病人重复布洛伊尔的研究。
最后，尤其是在我1889年拜访了伯恩海姆、在他告诉我催眠暗示的局限性以后，我专攻此事，其他什么也没干。
经过几年的观察，我发现，他的研究成果在每一个容易接受这种治疗的患者身上总是能够得到验证。
这时，在我使用类似于他所用的观察形式，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材料之后，我向他建议，我们应该合作出版一本著作。
起初他坚决反对，但最后同意了。
特别是因为与此同时，让内的著作抢先提出了一些类似于他的研究成果，如将癔症症状追溯到病人生活中的事件上去，以及通过同类程序反复催眠以消除症状等。
1893年，我们发表了一篇导引性质的文章“论癔症现象的心理机制”
，随后在1895年，我们又合作出版了《癔症研究》一书。
如果我到目前为止在上文中所叙述的这些经过使读者认为，《癔症研究》一书，就其材料内容的全部要点来说，是布洛伊尔的思想成果，那么，这正是我本人所一直坚持的观点，也是我在这里再一次重复的目的。
但就书中所提出的理论来说，我确实是做出了贡献的，至于我的贡献达到何种程度，现已无法确定。
[166]不管怎么说，那一理论是实事求是的，几乎就是对那些观察的直接描述。
它并非想要确定癔症的性质，而只是对癔症症状的病因有所阐明。
因此，它强调情绪生活的意义，强调区别潜意识心理活动和有意识（或者确切地说是能够意识到的）心理活动的重要性；它采用了动力因素（dynamicfactor）的概念，假设某种症状的发作是因为某种情感的抑制；它还采用了经济因素（eicfactor）的概念，认为同一症状实际上就是人体一定能量转换的结果，否则这种能量便会通过某种其他方式而发挥作用（后面这一过程被描述为“转换”
）。
布洛伊尔把我们所使用的方法称作“宣泄法”
（亦译“疏泄法”
，cathartic），把其治疗目的解释为，是要规定出维持这种症状的一定量的情感已经走上歧路，正如当时表现的那样已被抑制在那里，所以我们应该将其引入正轨，它只有沿着这条道路才可能得到释放（abrea，亦译“发泄”
）。
这种宣泄程序的实际效果是令人相当满意的。
它的后来变得很明显的不足之处，也是所有催眠治疗形式的那些不足之处。
现在仍有许多心理治疗医生，对宣泄法的理解并没有超出布洛伊尔的水平，仍在谈论它的好处。
作为一种简便的治疗方法，它的价值是由西梅尔（Simmel）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治疗德国军队中的战争神经症而重新得到证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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