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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泄法理论并没有太多地论述性欲问题。
在我提供给《癔症研究》一书的那些病历当中，性因素起一定作用，但是对于性欲的注意程度和对于其他情绪刺激的注意程度基本上是相等的。
布洛伊尔在书中谈到那个姑娘时——她因为是布洛伊尔的第一个病人，所以从那时起就很出名了——曾提到，她在性方面的发育当时还很不成熟。
这样一来，便很难从《癔症研究》一书中看出，性欲在神经症病源学中到底起着多大的重要作用。
接下来的发展阶段，也就是由宣泄法向狭义的精神分析的转变阶段，我已多次详细地叙述过，很难再提出什么新的事实。
形成这一阶段开端的事件，是布洛伊尔从我们的共同工作中的引退，这样我便成了他的未竟事业的唯一继承人。
在很早的时候，我们之间便有分歧，但这些分歧并没有使我们分离。
在回答下面这个问题上，布洛伊尔倾向于赞成所谓的生理学理论，即：一种心理过程何时开始使人致病，换句话说，这种心理过程在什么情况下变得不可能通过正常方式加以处理。
他认为，那些找不到正常发泄途径的过程，产生于异常的“类催眠”
的心理状态之中。
这样便又产生了一个关于这些类催眠状态是如何产生的问题。
而我却与此相反地倾向于认为，存在着多种力的交互影响，以及在正常生活中所观察到的各种目的和意图的作用。
这样就出现一种“类催眠的癔症”
与“防御性神经症”
之间的分歧情况。
但是，如果没有其他一些因素起作用的话，他还不至于因为这样的分歧而离开这一课题。
其中一个原因，无疑是他既是医院里的医生，又是一个私人大夫，这占去了他的大量时间。
同我一样，他不可能把全部力量投入到宣泄法的工作上来。
此外，我们的著作在维也纳和德国所受到的冷遇对待也影响了他。
他的自信心和抵抗力可不如他其余的心理结构那样发达。
例如，当《癔症研究》遭到了斯图吕贝尔（Strümpell）[167]的严厉驳斥时，我能够因他的批评显露的对该书缺乏理解而感到可笑，但布洛伊尔却感到受到了伤害，并变得沮丧起来。
但是，他做出这一决定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个人的进一步研究已进入新的方向，而他则发现自己无法调和。
我们在《癔症研究》一书中试图建立的理论，正如我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还很不完善。
尤其是我们几乎没有触及病源学的问题，没有触及致病过程的根源问题。
后来，我从我迅速积累的经验中认识到，在神经症现象背后起作用的，并不是任何一类情绪刺激，而常常是一种性本能。
它或者是一种当时的性冲突，或者是早期性体验的影响。
对于这种结论，我当时还没有思想准备，而且以前也毫无预料，因为我开始研究神经症时根本没有一点设想。
1914年写《精神分析运动史》时，我回想起布洛伊尔、沙可和克洛巴克（Chrobak）向我说过的一些话，很可能是这些话使我较早地发现这个问题。
但在当时，我并没弄懂这些权威们讲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实际上，他们所告诉我的内容，比他们自己理解的、或者准备辩护的东西更要多一些。
我从他们那里听来的这些话在我头脑中处于潜藏和静止的状态，直到我进行宣泄法实验时才把它们引发出来，仿佛是明显的新发现。
我当时也没有意识到在得出癔症起因于性欲的结论时，我是回到医学的最初阶段，并且追溯到柏拉图的一个思想。
这是我后来才从哈夫洛克·霭理士（HavelockEllis）的一篇文章里知道的。
[168]
在这个令人吃惊的发现的影响下，我采取了一个重大步骤。
我超出癔症的研究范围，开始调查那些在我咨询时间大批到来的所谓神经衰弱症患者的**。
这种实验确实使我失去了作为一个医生的声誉，但也使我更加确信自己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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