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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的第一个故事是数学方面的。
我们在初中就学过什么是“无理数”
，这是个抽象概念，怎么还原成形象？古希腊有个数学家叫毕达哥拉斯，他死后几个学生在争论老师的学问。
一个叫西帕索斯的说，他发现了一种老师没有发现的数，比如用等腰直角三角形的直角边去除斜边，就永远除不尽。
别的学生说，不可能，老师没有说过的就是没有，你这是对师长的不敬。
当时大家正在船上，争到激动时不能控制情绪，几个人便把西帕索斯举起来扔到海里淹死了。
事件过后，他们反复演算，确实有这么一种数。
比如圆周率，小数点后永远数不完。
于是就把已有的，如整数、循环小数等叫作有理数，这个新数叫作无理数。
这就是我小说里的第二章《聪明人喜谈发现，蛮横者无理杀人——无理数的发现》。
这个故事，教师在课堂上三分钟就可讲完，但学生一生不会忘。
我把这故事发在刊物《科学之友》上，大受欢迎，编辑部要求接着写，结果骑虎难下，每月一期，连载了四年，1985年1月结集出版了《数理化通俗演义》第一册，1988年三册全部出齐。
有一次汪曾祺先生与我同在一个书店签名售书，他高兴地为这本书题辞：“数理化写演义堪称一绝”
。
这本书先后出了香港版、台湾版、维吾尔文版，重印二十多次，不知救了多少已对数理化失去信心的孩子，很受学生和家长的欢迎。
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科普老前辈叶至善都曾为此书作序。
这是一部无法归类的怪书。
它的起因，一开始就不是创作小说的文学冲动，也不是科普创作的知识冲动，而是一个记者社会责任的延伸。
科学阅读的另一个间接的成果是充实了我的散文创作。
我们常说，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就是说由宏观看局部更清楚，如果能用科学的眼光看文学，至少写作时腾挪的空间会更大。
比如，我在《大无大有周恩来》一文的结尾处，谈到伟人人格的魅力，谈到为什么他们虽已故去多年又让人觉得如在眼前，我借用了“相对论”
的时空观：“爱因斯坦生生将一座物理大山凿穿而得出一个哲学结论：当速度等于光速时，时间就停止；当质量足够大时它周围的空间就弯曲。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再提出一个‘人格相对论’呢？当人格的力量达到一定强度时，它就会迅如光速而追附万物，穹庐空间而护佑生灵。
我们与伟人当然就既无时间之差又无空间之别了。
这就是生命的哲学。”
在《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一文中，说到林则徐被发配到新疆，边服罪边工作，测绘耕地，“整整一年，他为清政府新增六十九万亩耕地，极大地丰盈了府库，巩固了边防。
林则徐真是干了一场‘非分’之举。
他以罪臣之分，而行忠臣之事。
而历史与现实中也常有人干着另一种‘非分’的事，即凭着合法的职位，用国家赋予的权力去贪赃营私，以合法的名分而行分外之奸、分外之贪、分外之私。
可知世上之事，相差之远者莫如人格之分了。
确实，‘分’这个界限就是‘人’这个原子的外壳，一旦外壳破而裂变，无论好坏，其力量都特别的大”
。
这里借用了物理学上的原子裂变，即原子弹爆炸的原理，来喻人格“裂变”
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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