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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念而言，优秀人才的辈出是中国之于世界的崛起的表现，是一件好事。
然而，除我们自身的原因以外，邻邦舆论对中国人越来越多的关注实际上是作为日本对当代中国的一个整体的了解，而不是片面的、零打碎敲式的把握。
这一点似乎是明显的。
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已经结束了从平安时代起向中国虚心学习的传统。
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国没有什么可学的”
，包括儒学在内，那只是作为对抗西方文化的一种学说，而并非推动日本变革的动力。
在日本，无论是留学生，还是学者或者公司雇员，经常被人称作“架桥”
，这无疑是十分友好的称呼。
说你像一座桥梁，无非是希望你衔接互不来往的两岸，打开交通的渠道。
不过，这座桥梁一旦作为实用性极强的手段，专门用于了解对方而忽视与其交流，那它的原初意图就会发生扭曲。
按照上述比喻，日本各种名目的财团对研究项目的审核就是一例，其中对中国人的申请批准绝大多数都投放于对中国的研究方面。
日本某财团的一位理事就跟我说过，“中国人想要赞助，最好选中国的题目。”
我问他为什么。
他的回答是三个字—“有价值”
。
当然，如果是希望到中国投资的企业，因为受益于这类中国研究的报告，那的确能够验证他说的价值所在。
不过，换一个角度看，在日本研究中国问题就显得容易出成绩，尤其作为中国人，好像国籍就表示你已经是半个中国问题的专家，另加出版社、学会、杂志，乃至影视界都希望有这种发言和形象，所以中国人唱中国戏的邻邦市场也就应运而生了。
我认识好几位原来打算研究日本问题的中国留学生，等到学业完成后，都摇身变成了中国问题的研究家，而且整天忙忙碌碌的。
他们的体会是“我也莫名其妙”
。
我的一位学兄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他曾经到日本做过访问学者，有些感受也许能够说明一些问题。
他说：“中国人一旦进入日本的人文圈，好像就把日本对中国的研究看做一种终极的关怀。
不像旅居欧美的大陆学者，总是在一个开放的视野中从事自己的研究，尤其是在吸收西方现代理论方面，能够积极寻找与中国国内学者的对话机会。
这近乎一种共同的研究，而且这种研究侧重于历史以及相关的思辨理论。
相比之下，旅日学者喜欢谈论中国的现实政治，做预测，做现场分析，而这种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日本观察中国的需要，而不是缘起于学者自身的人文意识。
他们完全像一个技师、一个打工的，被日本的需要塑造成了一种职业，最多当日本人的耳朵和跑腿的而已。
说穿了，这是一种变相的投机主义。”
尽管这位学兄的见解未免过于偏激，但他的指责令人回味。
中国人的治学有擅长综合的特点，不仅仅是维系在演示资料的翻新与积累方面，而是在这基础之上，依靠独善的思辨，见微知著。
但这一优秀的传统在某些旅日学者身上却完全消失了，即使在研究中国问题方面，他们的可取价值也仅仅停留于对某些情报的提供与掌握上。
这当然是对日本，如果是对中国的话，这些有价值的部分也许和书摊上各类文摘报是同一级别的，最多再参考些中国土产“小道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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