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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类“二花脸”
的研究，早就有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署名的著者恐怕充其量是会说日本话的译者”
（《读书》，1995.10，P5，李长声／文）。
他们从内部看，这个我们日本人比不了。”
某年的五月份，我参加了一个学术讨论会。
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竹内实先生介绍说，前两年他在北京任教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日本的女留学生希望到北京某报工作，她想了解中国的舆论界是通过怎样的规则和操作来编排新闻的，虽然申请多次，但都未获批准。
对这类事情，作为中国人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可有的日本学者却带有嘲讽似的口吻说：“这学生太傻，去找日本大学里的中国老师谈谈，不难解决嘛！”
而且，这番话还引起了其他日本学者的哄笑。
这时，我很不自在，甚至觉得日本好像从精神上捕获了一批中国学者，从嘲笑中打听他们想打听的事、解决他们想解决的问题，这种露骨的实用性令人生厌！
类似这种局面的出现并非偶然。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对华研究的方向有一定的传承性，而且被冠之以“东洋”
的学问本身又具有强烈的国粹主义色彩，与中国文化的许多内容从本质上是不同的。
较之于日本对中国的了解而言，中国对日本是不了解的，至少近百年中国的历史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因此，在这种意义上的“桥梁”
似乎不是双向行车，而是单行线，当然也很难建立所谓的“友好”
。
从研究对象国的规模与成绩来看，中日两国的差距是相当大的。
迄今为止，中国到底有几部日本专论能像美国人写的《日本人》《菊与刀》，或者像荷兰人写的《日本权力结构之谜》那样，成为影响其政府对日战略的资深文件呢？目前得到学界公认的恐怕还是二十年代戴季陶的《日本论》。
因此，也是由于这座单行道“桥梁”
，使日本越来越深入地了解中国，加之旅日中国学者对中国研究的实用价值，从某种意义上更促进了这一了解对政治、金融、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的渗透。
作为旅日精英的中国学者，虽然代表了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风貌，在日本社会树立了前沿形象，改变了老华侨依靠“剪刀、菜刀、剃头刀”
安身立命的原样，但中国学者的另一特点似乎从日本对华研究的范围内也能抽取出来，遗憾的是，这一熟知中国的特点仅对日本有益，甚至是有利的。
面对这种局面，我们不能一概而论，至少从中国人自身来讲，以下的感受也是令人折服的。
日本的大学生头脑简单，对中国的事情就像一张白纸，你说什么他们信什么。
我觉得我正在和日本学者争夺他们的下一代，如果没有中国人来对这些学生讲真正的中国，那往后是危险的。
这也许是我的使命，应该跟日本人争论的时候就不能示弱。”
她接着说，“当然中国也有问题，最近北京有一份民意测验，发现年轻人普遍憎恨日本人，但并不了解日本。”
听了她的话，我很受鼓舞。
至于她说中国不了解日本也是实感，好像桥上分明有你行走的路，但你并不愿意过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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