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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好了，一个生于都会区、父母属高社经地位、其资质也不差的小孩，其实不太需要教育部。
他的父母打从怀胎开始即有能力供应一座无围墙学校任其躺着、站着、跑着学习，身边的资源多到不在乎学校能提供什么协助，只求既定的教育路径能拓宽，别把语文达六年级、数学五年级、英语七年级程度的孩子硬生生绑在四年级教室。
因此，教育资源趋于优势的孩子需要政府给予一份更丰实、更秀异、更灵活的学校企划书。
相反地，一个生在偏远地区、贫户、资质中等的孩子绝对需要政府大力协助才有可能获得较好的发展。
所有趋近于教育资源劣势的孩子面临同样困境，他们太弱小，小到尚未踏入竞技场就被决定胜负甚至被淘汰。
他们是每学期开学后，报载“××初中二千五百多名学生中，有三百多名没有缴学费”
“××小学，有四十几位小朋友缴不起午餐费”
的那一群想来令我心痛的孩子。
林金源教授依据行政院士计处“家庭收支调查报告书”
，分析自一九七六至二〇〇一年间台湾家庭所得不均度的变化，发现在过去二十年间，教育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平均百分比节节上升。
若依所得高低将全台湾五百多万户家庭划分为五个等级，对最贫的五分之一家庭（一百三十万户）而言，“教育支出”
占“可支配所得”
的百分比，已由一九九四年的百分之八上升到九十年的百分之十二点五。
同样地，最富五分之一家庭的教育支出所占比重也呈上升趋势，然至二〇〇一年其教育支出也只占可支配所得的百分之六点八而已。
资本主义社会的定律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
若以年度可支配所得为二百万与二十万的两个家庭加以相比，前者每年的教育支出可达十三点六万（依百分之六点八计），后者为二点五万（依百分之十二点五计），相差约五倍。
若前者只有一个孩子，后者有两个小孩，则富家小孩一年可花十三点六万，另两个孩子每人只能分配到一点二五万，差以十三倍计。
每年差十三倍，十年差一百三十倍。
请问，哪一个孩子能获得较高的教育成就呢？
我们的社会数十年来变得翻天覆地，但始终没变的是：教育成就高低决定勤劳所得高低，高学历等于高位阶、高收入、高保障。
面对这项冷酷现实，最贫五分之一家庭拿什么跟最富五分之一家庭比？
这两极家庭加上中间层五分之三家庭，各自需要不同实质内容的“教改”
政策。
教育部有必要设教改一部、教改二部、教改三部。
如果把每个孩子视为未来接班人，不论资质如何均需栽培。
那么，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仍属最高指导原则，在此之下，精英培育、普及教学不可偏废，各有归途。
大有为政府必须做的是让人才适性学习适所发展，且不论哪一条学习路径最终汇入其就业市场时，彼此的勤劳所得、社会位阶不至有天渊之别。
当社会之阶级差距被控制在合理范围时，我们才有可能“奉劝”
焦虑的父母：别牺牲自己人生只为灌溉孩子，别命令大象资质的孩子学花豹奔跑，别训练猫头鹰像黄莺高歌。
因为，我们有一个崇尚公义、追求理想的社会，是以，大象有大象的乐园，猫头鹰拥有明月高悬的森林。
流动
回到教育现场，有没有可能开放现有既定的教育时程表，允许“学区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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