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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记》说，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我则为天下计，愿情缘血缘总相续，小家大家皆欢喜。
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
近年编书之风日甚。
一编者送来一套文选，皇皇三百万言，分作家卷、学者卷、艺术家卷，共八大本。
我问：“何不有政治家卷？”
问罢，我不由回视书架，但见各种散文集，探头伸脖，挤挤擦擦，立于架上，其分集命名有山水、咏物、品酒、赏花、四季、旅游，只一个“情”
字便又分出爱情、友情、亲情、乡情、师生情，等等，恨不能把七情六欲、一天24小时、天下360景都掰开揉碎，一个颗粒名为一集。
“选家”
既是一种职业，当然要尽量开出最多最全的名目，标新立异，务求不漏，这也是一种尽职。
但是，既然这样全，以人而分，歌者、舞者、学者、画者都可立卷；以题材而分，饮酒赏月，卿卿我我，都可成书，而政治大家之作、惊天动地之事、评人说史之论，反倒见弃，岂不怪哉？如果把文学艺术看做是政治的奴仆，每篇文章都要与政治上纲挂线，文学必须为政治服务，当然不对。
过去也确曾这样做过。
但是如果文学远离政治，把政治题材排除在写作之外，敬而远之，甚至鄙而远之，也不对。
政治者，天下大事也。
大题材、深思想在作品中见少，必定导致文学的衰落。
什么事能激励最大多数的人？只有当时当地最大之事，只有万千人利益共存同在之事，众目所注，万念归一，其事成而社会民族喜，其事败而社会民族悲。
近百年来，诸如抗日战争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人帮”
覆灭、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香港回归等，都是社会大事，都是政治，无一不牵动人心，激动人心。
夫人心之动，一则因利，二则因情。
利之所在，情必所钟。
于一人私利私情之外，更有国家民族的大利大情，即国家利益、民族感情。
只有政治大事才能触发一个国家民族所共有的大利大情。
君不见延安庆祝抗战胜利的火炬游行，1949年共和国成立庆典上的万众欢声雷动，1976年天安门广场上怒斥“四人帮”
的黑纱白花和汪洋诗海，香港回归全球所有华人的普天同庆，这都是共同利益使然。
一事所共，一理同心，万民之情自然地爆发与流露。
文学家艺术家常幻想自己的作品洛阳纸贵、万人空巷，但便是一万部最激动人心的作品加起来，也不如一件涉及国家、民族利益的政治事件牵动人心。
作家、艺术家既求作品的轰动效应，那么最省事的办法，就是找一个好的依托、好的坯子，亦即好的题材，借势发力，再赋予文学艺术的魅力，从大事中写人、写情、写思想，升华到美学价值上来，是为真文学、大文学。
好风凭借力，登高声自远，何乐而不为呢？文学和政治，谁也代替不了谁，它们有各自的规律。
从思想上讲，政治引导文学；从题材上讲，文学包括政治。
政治为文学之骨、之神，可使作品更坚、更挺，光彩照人，卓立于文章之林；文学为政治之形、之容，可使政治更美丽、更可亲可信。
他们是相辅相成的，不能绝对分开。
但是，目前政治题材和有政治思想深度的作品较少。
这原因有二：
一是作家对政治的偏见和疏远。
由于我们曾有过一段时间搞空头政治，又由于这空头政治曾妨碍了文学艺术的规律，影响了创作的繁荣。
更有的作家曾在政治运动中挨整，身心有创伤，于是就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政治与文学是对立的，转而从事远离政治的“纯文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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