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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文学离开政治也能生存，因为文学有自身的规律，有自身存在的美学价值。
正如绿叶没有红花，也照样可以为其叶。
许多没有政治内容或政治内容很少的山水诗文、人情人性的诗文不是存在下来了吗？有的还成为名作经典。
如《洛神赋》、《赤壁赋》、《滕王阁序》，近代如朱自清的《背影》、《荷塘月色》等。
但这并不能得出另一极端的结论：文学排斥政治。
既然山水闲情都可入文，生活小事都可入文，政治大事、万民关注的事为什么不可以入文呢？无花之叶为叶，有花之叶岂不更美？作家对政治的远离是因为政治曾有对文学的干扰，如果相得益彰互相尊重呢？不就是如虎添翼、锦上添花、珠联璧合了吗！
我们曾经历过**时期什么都讲阶级斗争的“革命文艺”
，弄得文学索然无味。
但是，如果作品中只是花草闲情，难见大情、大理，也同样会平淡无味。
如杜甫所言“但见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
。
事实上，每一个百姓都从来没有离开过政治，作家也一天没有离开过政治。
上述谈到的近百年内的几件大事，凡我们年龄所及赶上了的，哪个人没有积极参与，没有报以非常之关切呢？应该说，我们现在政治的民主空气比以前几十年是大大进步了。
我们应该从余悸和偏见（主要是偏见）中走出来，重新调整一下文学和政治的关系。
二是作家把握政治与文学间的转换功夫尚差。
政治固然是激动人心的，开会时激动，游行庆祝时激动，但是照搬到文学上，常常要煞风景。
如鲁迅所批评的口号式诗歌。
正像科普作家要把握科学逻辑思维与文学形象思维间的转换一样，作家也要能把握政治思想与文学审美间的转换，才会达到内容与艺术的统一。
这确实是一道难题。
它要求作家一要有政治阅历，二要有思想深度，三要有文学技巧。
对作家来说首先是不应回避政治题材，要有从政治上看问题的高度。
这种政治题材的文章可由政治家来写，也可由作家来写，正如科普作品可由科学家写，也可由作家来写。
中国文学有一个好传统，特别是散文，常保存有最重要的政治内容。
中国古代的官吏先读书后为士，先为士后为官。
他们要先过文章写作关。
因此一旦为政，阅历激**于胸，思想酝酿于心，便常发而为好文，是为政治家之文。
如古代《过秦论》、《岳阳楼记》、《出师表》，近代林觉民《绝笔书》、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现代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别了，司徒雷登》等许多论文，还有陶铸的《松树的风格》。
我们不能要求现在所有的为官为政者都能写一手好文章，但是也不是我们所有的官员就没有一个人能写出好文章。
至少我们在创作导向上要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写一点有磅礴正气、党心民情、时代旋律的黄钟大吕式的文章。
要注意发现一批这样的作者，选一些这类文章，出点选本。
我们不少的业余作者，不弄文学也罢，一弄文学，也回避政治，回避大事大情大理，而追小情小景，求琐细，求惆怅，求朦胧。
已故老作家冯牧先生曾批评说，便是换一块尿布也能写它三千字。
对一般作家来说，他们深谙文学规律、文学技巧，但是时势所限，环境责任所限，常缺少政治阅历，缺少经大事临大难的生活，亦乏有国运系心、重责在身的煎熬之感。
技有余而情不足。
所以大文章就凤毛麟角了。
但历史、文学史，就是这样残酷，10年之后、20年之后，留下的只有凤毛麟角，余者大都要淹到尘埃里去。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叫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建立人民政权，翻天覆地，为中国有史以来之未有，是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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