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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当刘师培置身革命阵营的时候，他的经学成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宣传的工具”
。
刘氏阐述经学中的“攘夷”
思想，“首先是为了宣传排满”
，“其次是为了反帝救国”
。
[37]在以经学为手段宣传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同时，刘师培也“利用经学中某些民主性的成分，对传统经学中的三纲说及天命观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
[38]在谈及刘师培的今古文观与汉宋学观时，他指出，刘师培“在今、古文的对立中，他贬抑今文；在汉、宋学的对立中，他则贬抑宋学。
从政治方面分析，则在于他的反清革命立场。
既然理学是维系清朝清贵族统治的‘正学’，他的批判矛头当然不能不首先指向理学”
。
[39]陈奇的这些论述无疑从一个侧面拓展和深化了对刘师培的研究，因以往较欠缺对刘氏经学与政治关系的探讨，提到二者时，往往是分开论述的，而陈奇注意到了刘氏某些著作具有学术与政治结合的特色，故对其经学不以纯学术视之，而是侧重在经学与政治的关系上做文章，这自然是研究上的进步。
不过也应看到，学术与政治究属不同领域，各有其性质，也并非总是结合在一起的，不把握这一特质，便易出现把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简单化处理的倾向，陈奇文中的个别论断，如“当刘师培置身革命阵营的时候，他的经学成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宣传的工具”
，即是这种简单化的表现。
因刘师培本质上是个学者，他的经学研究上承先祖，不论哪个时期都以学术为根本目的，即便时有政治色彩，那也是与学术原则不相悖的产物，在他那里，经学绝不是“宣传的工具”
。
在台湾，陈庆煌从纯学术的角度对刘师培之经学做了较深入的探讨，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刘申叔先生之经学》为题所作的博士论文。
[40]该论文重点论述刘师培关于《易》、《尚书》、《诗经》、《礼》、《春秋左氏传》等五经的治学成就，阐明了刘氏经学思想的特色，认为刘是近代经学家中的佼佼者，精博逾于常人，且熟知经学之源流与派别，故能在前人基础上取得研治五经的新成果，把经学向前推进了一步。
这是首部比较全面地讨论刘氏经学的著作，征引资料丰富，研究方法得当，很有参考价值。
此外，陈庆煌还发表了《左盦经学综论》[41]、《论左盦之礼记说》[42]等文章，亦对刘氏经学创获多所阐发。
在对刘师培的史学和文学成就予以评述时，学者们较多地关注刘氏的“新史学”
名作《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刘氏的文学观念、文学史建树等，如袁英光、仲伟民围绕《中国历史教科书》所展开的论述，认为该书吸纳了刘氏此前在《中国民约精义》和《攘书》中提出的一些主张，“运用历史进化论观点，探讨、分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嬗变、君主制起源及其权力衍化，对先秦社会的礼俗亦颇有研究和创见。
但亦有不少谬误”
；[43]王琦珍、刘立人就刘氏文学成就所进行的探讨，认为“作为文学史家，刘师培有他自己的文学观”
，他之所谓“文学”
，“所持的正是萧统《文选》的选文标准”
，即“骈文一体，实为文体之正宗”
，同时不承认唐宋以来的“古文”
为“文章”
，其文学史研究最主要的成就，是对中古文学的分析与评价，[44]其文学史研究的特点为“通博”
，贯通其文学史论著的文学史观，“大要或可概括为‘三论’，曰：文笔论、渊源论、变迁论”
。
[45]另外，陈燕《刘师培及其文学理论》一书[46]也有基本相似的看法。
可以说，学者们对刘师培的文学研究成就总体上持肯定态度，尽管某些领域还未深入触及。
在关注刘氏文学研究论著的同时，田汉云、李坦也对其诗词创作有所涉猎，[47]使人能就此明了刘氏诗词的艺术特色和诗词在其生命历程中所起的寄托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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