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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学派则独树一帜，是今文经学的典型代表，学术主张与治学途径和吴、皖两派截然不同。
常州学派由常州人庄存与开创，庄的外孙刘逢禄和宋翔凤等人继承了庄的事业并光大之。
庄氏与戴震大致同时，但其治学不是着重于名物训诂，而是“于六经皆能阐抉奥旨”
，“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
。
[10]刘逢禄、宋翔凤等人就更是通过推崇公羊学，寻求经书中的微言大义，并抨击古文经学“详训诂”
而“略微言”
，显示出独树一帜的特点。
上述吴、皖、常州学派的基本状况，以今天所谓“学派”
标准来看，洵足当之，因它们确由师承和观点不同而分派。
反观“扬州学派”
，却不具备分派的条件，更多的是地缘因素在起作用。
具体来说，在学术师承和观点上，“扬州学派”
皆无可据以分派的独立性。
学界一般认为久客扬州从事著述和讲学的惠栋、戴震对扬州学者影响甚大，扬州学者多和惠、戴有直接间接的师承关系，尤其是戴震，留下深远影响，“扬州学派”
的代表人物王念孙、王引之、任大椿、焦循、阮元皆继承和发展了戴震的思想与方法，汪中则对戴震和惠栋都很推崇，承袭了两人的学术思想。
对戴震与扬州学者的这种关系，身为扬州后学的刘师培感受最深，他曾在《南北学派不同论》中作过具体论述，谓：
戴氏弟子舍金坛段氏外，以扬州为最盛。
高邮王氏传其形声训诂之学，兴化任氏传其典章制度之学。
……仪征阮氏，友于王氏、任氏、复从凌氏（廷堪）、程氏（瑶田）问故，得其师说。
……甘泉焦氏，与阮氏切磋，其论学之旨，谓不可以注为经，不可以疏为注，于近儒执一之弊，排斥尤严……亦戴学之嫡派也。
[11]
可见扬州学者更多的是继承了戴震之学，与皖派较为接近，学术师承方面并非独树一帜。
当然，众所周知，扬州学者在靠近皖派的同时，对吴派也不拒斥，而是本着兼容并包的精神吸纳两派之长，从而形成求同存异、不墨守门户的学术态度，并能以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学术问题，终于使得乾嘉考据学在他们那里达到一个高峰，取得总结性成就。
可以说，兼容并包是对扬州学术特色的最好概括（连治今文经之学者如凌曙也包容其中，这是专治古文经之吴、皖派所无的现象），但此一特色却并不足以成为单独立派的依据，因它更多地是指一种学术观念和风气，而非一个学派具有统御性的学说。
[12]
考“扬州学派”
这一概念之最早出现，当是方东树在《汉学商兑》中提出的。
他说：
扬州汪氏谓文之衰自昌黎始，其后扬州学派皆主此论，力诋八家之文为伪体。
[13]
这里方东树是把扬州学者作为论敌而将其视为一个学派的，且《汉学商兑》一书的偏激与片面某种程度上也使方氏立论的客观性大打折扣。
与之相反，扬州学者本身并不把自己视作一个学派，王氏父子、焦循、阮元等都没有这样的议论，汪中虽曾指出扬州地区的学者有独特的联系和特点，但也不以学派名之。
[14]民国初年，尹炎武作《刘师培外传》时明确肯定“扬州学派”
的存在，认为：
扬州学派盛于乾隆中叶，任、顾、贾、汪、王、刘开之，焦、阮、钟、李、汪、黄继之，凌曙、刘文淇后起，而刘出于凌。
师培晚出，席三世传经之业，门风之盛，与吴中三惠九钱相望，而渊综广博，实隆有吴皖两派之长，著述之盛，并世所罕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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