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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音源于字义，既为此声，即为此义。
凡彼字右旁之声，同于此字右旁之声者，其义象亦必相同。
[7]
在《正名隅论》里他又提出同韵之字义必相近之说：
上古之字，以右旁之声为纲，右旁之声既同，即可通用。
……盖古人以声载义，声近而形殊，则其义不甚相远。
[8]
《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等文是刘师培用中国文字证明社会学者所阐发古代社会之状况的代表作，他在这些文章里以大量例证考古史、古事。
《新方言序》则是他主张取古语以明今言、亦用今言以通古语的代表作，他曾依此主张作札记三十余条，被章太炎收入所纂《新方言》中。
刘师培后期的小学主张与前期大多相反，且明显后退，如对于《说文》，主张墨守，毋少违畔，与前期文中时见的驳《说文》之语正相矛盾；对于同音通用之字，主张于《说文》中寻找本字，反对前期的音近义通之说；对于新增事物，主张于《说文》中取义训相当之古字名之，反对添造新字新词。
总之是要一切以《说文解字》为本，不得超越《说文》。
这在《古本字考》、《答四川国学学校诸生问说文书》、《答江炎书》等篇中都强调过，尽管他这方面的学术实践并不多。
刘师培的经学研究前后期也差别较大。
前期以实事求是之精神解经，阐发经中粹言，故虽偏重古文，偏重汉儒经说，但不专以此自限。
刘氏世传《左传》，自然以古文为宗，刘师培也不例外，但他并非那种一味拘泥固守的经师，而是倡为“通儒之学”
。
他曾说过：
仅通一经，确守家法者，小儒之学也；旁通诸经，兼取其长者，通儒之学也。
汉初经学，初无今古文之争也，只有齐学、鲁学之别耳。
凡数经之同属鲁学者，其师说必同；凡数经之同属齐学者，其大义亦必同。
故西汉经师，多数经并治。
诚以非通群经，即不能通一经也。
……后世儒学式微，学者始拘执一经之言，昧于旁推交通之义，其于古人治经之初法，去之远矣。
[9]
基于此，他在治经时虽偏重古文，实亦左右采获，不抱残守缺，尤其不屏斥今文，在《中国民约精义》第一篇、《攘书·夷裔篇》以及《周末学术史序》的部分篇章中都援引了《公羊》学说以发挥己见，而且还在《读戴子高先生论语注》一诗中对今文家戴望用《公羊》说诠释《论语》之书大加赞扬。
[10]不过需指出的是，他不排斥今文经说，仅只限于经说本身，认为可与古文经说并行不悖，而对今文家视古文经为伪造以及孔子托古改制之说则持反对立场。
他曾撰《汉代古文学辨诬》、《论孔子无改制之事》等文，批驳廖平之《今古学考》和康有为之《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
除了兼采今文说外，他对宋元明人之经说也不一笔抹杀，能看到它们的长处，认为：
宋明说经之书，喜言空理，不遵古训，或以史事说经，或以义理说经，虽武断穿凿，亦多自得之言。
[11]
或义乖经旨，而立说至精。
[12]
可见他虽不赞成宋明人说经之书，但重视其中的创造性见解。
他自身也力求有所创造，治经有新义，如认为六经本系官书，而孔门将其编订为教科书；[13]汉以前经无今古文之分，今古文经的差异是文字差异，
今文古文为汉儒之恒言，犹今日所谓旧板书新板书也。
……汉代之所谓古文经，乃秦代之时未易古文为秦文者也，其故本至汉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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