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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今古文者，以其由古文易今文有先后之殊，非以其义例亦有不同也。
[14]
在左氏学方面，他的《读左札记》、《司马迁左传义序例》等文超越了今古文经的争论，主张对《左传》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并认为“今观左氏一书，其待后儒之讨论者约有三端：一曰礼，二曰例，三曰事”
。
[15]实为《左传》研究辟了一条蹊径，与墨守汉师家法者绝异。
刘师培后期的经学研究与前期相较颇有不同，基本特点是转向笃信汉儒经说。
在《中庸说》、《中庸问答》、《春秋原名》等文中此种倾向已很明显，他的专著如《礼经旧说》、《西汉周官师说考》、《周礼古注集疏》、《春秋古经笺》、《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春秋左氏传例略》等更是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
他曾言及惠栋之学是“确宗汉诂，所学以掇拾为主，扶植微学，笃信而不疑”
。
[16]这句话恰可概括其后期的经学著述。
在这些著述中，《左传》和《周礼》之研究是重点。
《左传》研究自是秉承家学，但他并未继父祖之业去完成《左传旧注疏证》，而是转而研究自身所曾提倡过的一个课题——《左传》之“例”
，撰成《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微》、《春秋左氏传传例解略》、《春秋左氏传例略》等一系列专著，把家学向前推进了一步。
他之看重《周礼》，除因《周礼》与《左传》相关且在古文经上极其重要外，还因在四川讲学时受到廖平一些影响，如蒙文通所言：
礼制者，廖师（廖平）所持以权衡家法，辨析汉师同异者也。
左盦（刘师培）于时亦专以《五经异义》、《白虎通义》为教学之规，出蜀后成书皆《周官》、《礼经》之属。
左盦之渐渍于廖师，此其明验。
[17]
另外，由于与廖平往还较多，他对“今文师说多宽假之辞”
，认为廖平之学“未易可轻也”
。
[18]
刘师培之校勘学前后没什么变化，以后期为主。
他校书的范围较广泛，遍及四部，但以校订诸子为最多，这些古书主要有《管子》、《晏子春秋》、《老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贾子新书》、《春秋繁露》、《法言》、《白虎通义》、《周书》、《穆天子传》、《楚辞》等。
他所校订各书，或名《补释》，或名《斠补》，大致前期所校名《补释》，后期所校名《斠补》，部分《斠补》是在《补释》基础上修改而成。
他校书的方法基本同于先贤，即根据古人用字属辞的一般规律，结合自身的小学功力（如运用由字音推求字义原则）来进行。
他也试图发展前人总结出的某些规律性的东西，曾写出《古书疑义举例补》，对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有所补充，以此方便其他校勘学者。
总之，在古典学术的主要领域，尤其在清儒所擅长的领域里，刘师培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并由此而奠定开拓学术新领域的基础。
二、对先贤学术之继承（2）：治学特色与学术大势
上述刘师培的国学研究成就可以看出，刘氏是国学研究的多面手，他的贡献是在古典学术的几个方面，非专攻一经或一学的所谓经学家或小学家可比，称其为国学大师似不为过。
但与其先贤比照，其学术范围大体未出“扬州学派”
，仅个别方面如用中国文字证明社会学者所阐发古代社会状况，因具时代特色而越扬州先贤；在学术主张上，他也“终不越乎扬州”
。
[19]1912年7月，他曾给吴虞开过一个小学经学书目，其中把汪中《述学》、阮元《揅经室初集》、钱大昕《潜研堂集》、戴震《东原集》列为“近人文集之最资实用者”
，[20]可见扬州学者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及他所受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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