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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小学言之，刘师培的基本主张“就字音推求字义”
，便是继承明末黄生《字诂》、《义府》遗说，综合王念孙、王引之、焦循、阮元、黄承吉等扬州学者之成果而提出的。
刘氏一向看重黄生《字诂》、《义府》，谙熟其说，并曾将两书特意赠予章太炎。
[21]至于王念孙、引之父子等人的学说，他更是烂熟于胸。
在他给吴虞所开书目中，小学方面共七部书，王氏父子所著便占三部，即《广雅疏证》、《经义述闻》、《读书杂志》，[22]可见对其学说之推崇。
他也必熟知《广雅疏证》中“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
的主张。
[23]实则他“用古语明今言，亦用今言通古语”
的做法，其关键仍是在乎声音，[24]亦是由扬州先贤的主张中发展而来。
就经学言之，刘师培前期治经能做到突破家法，不拘门户，兼容今文，都与扬州先贤的影响分不开。
他曾撰文评说先贤学术，认为戴震治学“会通古说”
，“慎思明辨”
，“悉以心得为凭”
；[25]焦循、阮元治经“于近儒执一之弊，排斥尤严”
。
[26]他对戴、焦、阮等人持推崇和赞赏的态度，学术上认同他们，自然会在学术实践中不墨守门户之规，突破古文家法，为“通儒之学”
。
他的兼容今文，也非己身的发明创造，而与家学渊源密切相关。
在治学方法上他主张恢复古人“旁推交通”
之旨，[27]这也正是乾嘉时扬州学者治学的遗规。
王念孙、阮元的训诂学，汪中的诸子学，焦循的易学，黄承吉的文字学，都是采用“旁推交通”
之法的。
刘师培不过是遵循乡先辈遗规，将此方法运用到董理群经的事业中去。
他后期治经转向笃信汉儒经说，近于惠学，也与家学渊源不无关联，其曾祖刘文淇《左传旧注疏证》的一个基本做法便是崇汉排杜、凡汉皆好，显然源于吴派门径。
而且兼取吴派之长，也不失扬州学者本色。
至于其“兼综今文而假借廖氏，亦非尽由晚节转移，盖扬州学派固如此矣”
。
[28]
就校勘学言之，刘师培三代祖先皆以校书知名，他的校勘工作实为承继家学，只不过他校书的范围超过先祖，用力的重点在于诸子，这里有汪中的影响。
他校书的基本做法是效仿前贤之著，如仿卢文弨的《群书拾补》、王念孙的《读书杂志》、俞樾的《诸子平议》、孙诒让的《札迻》，体现出扬州学者兼采众长的特点。
由上可见，刘师培的学术规模和治学特色可谓深得“扬州学派”
之精髓，即长于会通，兼容并包。
在这个意义上，他完全可称得上“扬州学派”
之殿军。
再从清代学术发展大势来看，刘师培的国学研究也与之相合，恰是学术潮流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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