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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术以汉学为中坚，由小学入手以通经，顾炎武可谓先驱，至乾嘉时蔚为大观。
汉学与宋学一向有争论，嘉道时，汉学日过中天，盛极将衰，弊端愈益明显，不仅宋学中人不断诋斥其病痛，而且汉学中人对自家积弊亦多有反省，凌廷堪、焦循、王引之诸人皆有这方面的议论，随之“扬州学派”
的其他人物也有此认识，基于其兼容并包的精神，对宋学也开始有一定的包容，即在学术上有不同程度的非宋非汉趋向。
这一趋向在阮元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阮本为汉学家，但随着主持各省的教育、行政和大区军民政务的阅历日增，就越发倾向于调和汉宋。
[29]以阮元的地位和影响，汉宋调和或曰汉宋兼采渐成一学术潮流，在扬州学者中更是具有广泛性。
也是在嘉道之际，随着时势、学风之变，刘逢禄公开打出恢复董仲舒、何休传统的旗帜，认为发挥《春秋》微言大义来达到“拨乱反正”
目的，才符合孔子的“道”
，由此今文经学不再如往日那般沉寂，而是若异军突起，渐成显学，这亦成为一新的学术潮流。
同时在古文经学内部，学者们已不满足于以往各人专治一经的局面，而欲总结前贤成就或在总体上梳理群经，如阮元主持编纂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皇清经解》，刘宝楠、陈立、刘文淇等相约为十三经作新疏，都是这种潮流的体现，可称之曰群经汇释。
此外，部分学者更是另辟蹊径，他们由经学而旁及周秦诸子，始于校勘训诂，进而研究其思想内容，可谓经子贯通。
这方面汪中倡于前，嘉道及其后逐渐发展壮大，蔚为风气。
可以说，汉宋调和、今文崛起、群经汇释、经子贯通这些基本共时性的学术潮流构成了自嘉道迄清末的学术大势。
在刘师培的著述中，这些潮流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如前所述，他对宋明人之经说并不一笔抹杀，而是看到它们的长处，且主张“荟萃汉、宋之说，以类区别，稽析异同，讨论得失，以为研究国学者之一助焉”
，[30]反对“并有宋一代之学术而废之”
；[31]他不屏斥今文经说，曾援引《公羊》学说以申己见，后期又受到廖平一些影响；他治经主张“通群经”
，虽以《左传》、《周礼》为重点，但亦旁及《尚书》、《诗经》、《尔雅》，并为《春秋》经本身作笺注，还撰有《群经大义相通论》，为数经并治之作，以实践自身主张；他亦由经及子，曾主《荀子》与《毛诗》、《春秋》三传相通之说，其校勘学著作以校订诸子为主。
这些都说明他的国学研究不仅在学术领域上横跨数科，而且也顺应了学术潮流之变化，与学术大势相合。
三、清末的学术新潮流
上述嘉道时期形成的学术潮流固然对刘师培之为学产生了某种制约或导向作用，使得他的国学研究特色鲜明，但他的学术研究非仅于此，他还有现实关怀层面上的新学问，其重要性不亚于甚至高于他的古典学术研究，而这方面的成就又得益于他进入学坛时已成潮流的新学术趋向。
王国维曾以“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
来概括有清三百年学术。
[32]他所谓“道咸以降之学新”
固然是指道咸以来之经、史、地理之学不同于乾嘉专门之学，“务为前人所不为”
，但如将其意扩展开来，却也可用其指代道咸以来一切学术新变化。
的确，道咸之时，世事剧变，外敌压境，内乱频仍，学术文化也随之产生了—系列新变化。
迄至清末，这种变化愈益剧烈，并渐次成为影响巨大的学术潮流，使学界面貌为之一新。
综观清末学界实况，最具影响力并对学术有根本导向作用的潮流当为中西交融和经史地位的转换。
在晚清，西学东渐是个明显的历史事实。
熊月之曾把晚清西学东渐进程分为四个历史阶段：1811—1842年、1843—1860年、1860—1900年、1900—1911年。
[33]在这四个阶段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输入西学呈急速增长趋势，20世纪初达于极盛，亦即第四个阶段是输入西学最多的阶段。
在这一阶段里，中国知识分子成为传播西学的主体，人文、社会科学译著的比重明显超过自然科学与应用科学，
以1902年到1904年为例，3年共译文学、历史、哲学、经济、法学等社会科学书籍327种，占总数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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