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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翻译自然科学112种，应用科学56种，分别占总数21%、11%。
译书从多到少的顺序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与此前几十年的译书顺序正好相反。
这表明中国输入西学，已从器物、技艺等物质文化为主转为以思想、学术等精神文化为主。
[34]
新学科、新名词被大量引入，表明西学影响空前深入，具体而言：
今人习用的许多名词、术语，诸如社会、政党、政府、民族、阶级、主义、思想、观念、真理、知识、唯物、唯心、主体、客体、主观、客观、具体、抽象等，都是那时确立的。
这为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打下了基础。
[35]
更为重要的是，与汉晋之际佛教东来和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来华输入西学时的情形相比，此时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学抱的是积极、主动的态度，欲抓住一切机会汲取西方新知，从而使得西学能成建制、成体系地进入中国。
若进一步比较，和明清之际西学输入有所不同的是，当时所谓“西学”
，既包括基督教教理，也包括一些伦理格言和科学知识，但到了清末，宗教教理与科学知识已完全分开，前者被称为“西教”
，后者才称为“西学”
。
如果说17世纪传入中国的是它的信仰、神圣和超越的一面，那么到了19世纪，世俗的和经验的知识成了影响中国社会的最主要因素。
正是因为这后一种知识与实际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息息相关，所以它对一直关心自己国家独立、民族强盛的中国人就特别有吸引力。
[36]
当然，西学进入中国，遭遇中国古典学问，双方相激相**，相通相融，是自然的事情。
中学、西学代表的是两种文化，两种文化相逢，必有矛盾冲突，同时也必有会通融合。
所谓会通融合是指异质文化间的相互渗透、相互吸引及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因素的吸收、消化。
[37]这种会通融合在学术界的表现，即如梁启超所言，一些先觉之士“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
，[38]姑不论这一“新学派”
是否形成，仅这种努力的方向便可证明中西学术交融已成为学界一潮流。
揆诸史实，确也如此。
中国古典学术发展到清末，自身也发生了新变化，这除了因西来思潮的冲击，主要还是内在理路演进的结果。
所谓新变化，集中体现在学术的多元化上面，其中最明显的变化是经学地位下降，史学相对凸显。
经学自出现之日起，大多时候处于学术核心位置，这从经、史、子、集四部的排列次序便可看得很清楚，而且经学在一定时期还起着意识形态的作用，非纯学术可比。
相对而言，处在第二位的史学则很难有经学这样的政治功用，而是基本以学术来定位（《春秋》之类颇具政治功用的史学著作已上升为经）。
所以，这里谈经史地位的转换，完全是从学术层面加以探讨，如此才有可比性。
众所周知，经史关系一直是中国经学史和史学史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
周予同先生认为，经史关系的演变经历了四个阶段，即史附于经时期（两汉时代）、史次于经时期（魏晋至隋唐、北宋）、经等于史时期（南宋至清末）、经属于史时期（五四运动以后）。
[39]他虽把清末划入经等于史时期，但同时又认为清末是中国史学“转变期”
的开端，“转变期”
的史学可称为“新史学”
；[40]转变的重要象征，是史学继文字学之后逐渐脱离经学的羁绊而独立，并且运用进化论研究中国历史；从思想方面给予中国史学以转变动力的，是今文经学。
[41]依周氏观点，无论是把清末视作经等于史时期的结束，还是视作中国史学“转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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