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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端，总归清末是经史关系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史学脱离经学羁绊而独立，在这之后则为经属于史时期，封建经学退出舞台，经典及其注疏变成了史料。
周的这些见解确实反映了清末学术的一个新变化，即史学凸显而经学淡化。
至于说史学此时才脱离经学羁绊而独立和此后经学退出历史舞台，则值得斟酌。
周氏承认自己倾向今文，所以较看重今文经学尤其是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对经史关系变化所起的作用。
若从古文经学路向来看，反映经史关系的“六经皆史”
说在清末也比以往引人瞩目。
“六经皆史”
表达的是经等于史的观念，类似说法早就存在，但直到明李贽才正式界定为“六经皆史”
，清代章学诚更对此作了系统条贯的论述，龚自珍亦曾深入阐发此说。
不过，在今古文两派中，古文经学家一向以六经为周公旧典，视六经为古代史实的记载，故而“六经皆史”
的观点相对更易为古文经学家接受。
清末，章太炎力主此说，认为“六经都是古史”
，“经外并没有史，经就是古人的史，史就是后世的经”
。
[42]研究经学是为了弄清古代历史实际，“说经者所以存古，非以是适今也”
。
[43]章氏是一位渊博的学者，论学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阔，在思想上所散布的影响面要比康有为来得大。
[44]故他的“六经皆史”
说得到不少学者的认同和响应，愈加促使人们更关注史学，从而有益于史学地位的上升。
值得辨析的是，与章学诚倡“六经皆史”
相比，章太炎等人再倡此说时立意已有所不同。
章学诚“虽有经史并列之心，其基本立意还是希望提高史学（到近于经学）的地位”
，章太炎等人虽也认同此点，但在当时民族危机的情势下，史学“荣其国家，华其祖宗”
的功用较平日凸显，“随着历史对国家兴衰重要性的增加，‘六经皆史’说的社会学意义也与前大异”
。
[45]史学已取得“道德提升”
的地位。
此外，“西学的东渐及其在士人心目中逐渐树立起优越感”
和“晚清经世风气的兴起”
，都曾“有助于史学的提升”
。
[46]
作为一种学术趋势，史学地位上升主要体现在清末史学革命或曰新史学运动上。
1900年，章太炎在手校本《訄书·哀清史第五十九》所附《中国通史略例》中，最早提出要编撰一部不同于旧史的新的中国通史。
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中国史叙论》，也说明拟编一部新的中国通史。
1902年，梁启超又在《新民丛报》发表《新史学》，自命为“新史氏”
，呼吁“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
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47]留日学生侯士绾翻译日本学者浮田和民所著《史学原论》，比较系统地介绍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1903年出版时特改书名为《新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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