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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上海镜今书局又出版一部新近史学著译文集，题名为《中国新史学》。
类似著译，还有很多，不胜枚举。
由此可以看出，20世纪的帷幕一拉开，主张史学革命，建立新史学，便已成为一股生气勃勃的学术潮流。
在提倡新史学的同时，一些学者也在努力实践这一新主张。
1903年，留日学生曾鲲化编辑出版《中国历史》上卷，1904年续出中卷，该书打出“新历史旗帜”
，强调历史要重视进化因果关系的同时，突出了“国民”
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48]1904年，夏曾佑开始编写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到1906年，陆续出版了一至三册，他认为历史应该记载“民智”
进化的过程，揭示历史发展不同阶段国民的文化状况，实则他是用进化的观点来解释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发展。
曾、夏等人的新史学著作在当时引发热烈反响，好评如潮，而且行销量极大，尤其夏的著作几十年后仍有较大影响。
与新史学运动广泛开展同时，学术界也在反思和检讨自己所走过的道路，以便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获取前进的方向，以为新史学之助。
以是之故，学术史的研究渐成显学。
这也是从章太炎开始的，[49]其他学者继之。
和新史学引起的广泛注意相比，经学此时稍显沉寂，尽管有以康有为、章太炎为代表的所谓今古文学之争，有孙诒让、廖平、皮锡瑞等人的经学著作陆续刊行，但毕竟康、章之争很大程度上是披着经学外衣的政争，政治意义大于学术意义；孙、廖、皮等人的著述也无新史学著作那样的效应，不再像以往经学中心时代那样受人注意，也不再在学术舞台上占有主要位置。
所以，相对而言，学术研究的重心已由经学转向史学。
应该指出的是，说中西交融和经史地位的转换成为清末的学术新潮流，并非是指此时的学术研究都围绕此潮流进行，也非指以往的学术潮流如今文崛起、经子贯通等便退出舞台了，实则今文经学除有康有为的政治性鼓噪外，还有廖平、皮锡瑞等的大力提倡，并非毫无学术号召力，而且子学复兴亦是清末引人瞩目的学术现象。
只不过在诸多学术潮流中，中西交融和经史地位转换后来居上，最具影响力，对当时学术有导向作用，显示了学术发展大势。
四、对先贤学术之超越
刘师培走上学术舞台，应该从1903年正式发表论著算起，此时也正是上述两大潮流方兴之际。
刘一进入学界，立即为此潮流所吸引，几乎将其早慧的学术生命都投入于与此相关的学术著述中，1903至1908数年内陆续写出《小学发微》、《中国民约精义》、《中国民族志》、《攘书》、《新史篇》、《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国学发微》、《周末学术史序》、《论文杂记》、《南北学派不同论》、《古政原始论》、《汉宋学术异同论》、《两汉学术发微论》、《中国哲学起原考》、《伦理教科书》、《经学教科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国地理教科书》、《近儒学术统系论》、《清儒得失论》、《近代汉学变迁论》、《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等论著，尽管这些论著不少带有政治色彩，是学术与政论的结合，有的以政论为主，但绝大多数仍是学术的，而且是学术“预流”
之作。
具体言之，《小学发微》、《中国民约精义》、《攘书》、《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论文杂记》、《古政原始论》、《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等更多地体现出交融中西的特色，而《新史篇》、《国学发微》、《周末学术史序》、《南北学派不同论》、《汉宋学术异同论》、《两汉学术发微论》、《中国历史教科书》、《近儒学术统系论》、《清儒得失论》、《近代汉学变迁论》等更多地体现出新史学色彩和与之相关的学术史反思意识。
实际上二者很难分得十分清楚，因两大潮流是相辅相成、相激相**的，没有中西交融，便不会出现新史学；没有新史学，中西交融也落不到实处。
故而对刘师培著述的这种划分只是相对的，仅就其中哪种特色较明显而言。
在世人心目中，一般皆认刘师培为国学大师、“扬州学派”
殿军，实则1903至1908年间刘氏的学术精力更多用在上述体现时代关怀的“预流”
学问上，而于国学研究用力较少，1908年后才是他专意于国学研究的时期。
今天看来，这些“预流”
性的学术成就更值得注意，也更重要，因为这才是他超越包括先祖在内的“扬州学派”
先贤之所在。
尽管他在国学研究方面也对先贤学术有所发展，但那毕竟是在已有“范式”
内的前进，非此超越可比。
或者说，面对先贤在经学、小学、校勘学等方面的巨大成就，如果没有观念和方法的更新，刘师培即便在他们的墓础上前进了一步，也很难说是超越，更何况刘氏在这些领域中仍基本遵循先人治学遗规，没有什么突破。
进一步说，刘氏的经学、小学、校勘学成就既适于乾嘉，又适于清末，时代性不强，他如仅有这方面的成就，便与先祖没什么本质上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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