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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第二年的会试，考试方式与范围也同于此。
直到1905年，清廷才正式决定废止科举。
变科举的同时，各种新式学堂在全国各地纷纷设立起来，1904年全国已有学堂4222所，1905年猛增至8277所，1906年更达到19830所，[16]此后逐年都有增加，且增加幅度较大。
除读经外，新式学堂开设了外语、数理化、体育、音乐等新课程，大量西学知识由此进入教学内容，使学生的知识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与兴办学堂热并行的是出国留学热，赴日留学是留学浪潮的主流，留学生所学专业包括军事、警察、法政、师范、工业、商业、土木、铁道、测绘、物理、医药、音乐、外语、美术等，凡认为是有用的新知识，全在他们追求之列。
废止科举及所引发的教育制度的变革，对当时士子的心理冲击是相当大的。
本来，科举入仕向来是读书人的正途，他们中不少人终生孜孜于策论、制艺之术。
废止科举代以学堂却一下子导致读书人不得不放弃举业而群趋新学，因清廷规定学堂毕业也能得到科举出身。
[17]此一规定的实行，对中国教育体制顺利地从科举向学校过渡起了很大作用。
既然进学堂一样可得到出身，读书人也就不再固守举业所赖之旧学转而在学堂所授之新学上下工夫了，西学遂赖以日昌。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学堂除向学生提供类似科举的出身以使学生入仕外，它也能向学生提供多种选择，这就非科举的单一出路所能比。
因清末时代剧变，朝廷衰微，国家政权力量大大缩减，社会空间则由此而扩大。
仅看当时政治、文化团体之多（戊戌时全国各地已有近百个团体，之后又有增加），报刊之盛（仅孙中山等革命派人士便相继创办120多种报刊），便能说明这一点，更何况学堂本身的大量兴办，也是对社会空间的极大开拓，从而读书人可在入仕之外，投身于更广阔的社会领域中去。
但无论入仕与否，掌握新学都是必备条件，进学堂与留学都起着同样的作用。
所以，晚清士人群趋于学堂或出国留学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在这一过程中，不免泥沙俱下，求真学问者只是极少数，就像梁启超所言：
时主方以利禄饵诱天下，学校一变名之科举，而新学亦一变质之八股。
学子之求学者，其什中八九，动机已不纯洁，用为“敲门砖”
，过时则抛之而已。
[18]
于是，“小人阶之以取富贵”
的捷径，除商部和北洋，还有借新学以求躁进一途。
被世人目为中国社会里最颟顸的亲贵与“东西文明”
造出来的新学中人沆瀣一气，非常醒目地合为当时新政变法的一种奇观。
[19]
刘师培成长的年代，正逢此制度变迁之时。
刘氏自幼在家中受传统教育，饱读经书，并表现出超常的智力，他又是独子，自然被父辈寄予莫大的期望。
这期望除了传承家学外，便是在科名上光宗耀祖，因其父祖辈在功名上都不顺畅，不是终于老贡生，就是止于副榜举人。
刘氏果然不负众望，1901年刚18岁时便中了秀才，第二年又再告捷，乡试中了举人。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乡试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废试八股文，改考中国政治史事论、各国政治艺学策和四书五经义的考试，这一考试内容虽有旧科举的残余如四书五经义，但毕竟已在尝试变革，向新学靠拢。
就算是为了应付考试，包括刘师培在内的芸芸士子也不得不去接触西学，这实际是在制度上对西学传播的一种保障，也是学习西学的最大动力。
1903年，在考试方式、范围与上一年乡试相类的会试中，刘师培却落了第。
按说初次失败，不该使他轻易放弃中进士入翰林的清梦，但他却自此绝意科场。
当然，此后不久科举被废止，他也无从再进科场。
不过这里值得思考的倒是他主观上已不想再走父祖老路，猎取功名。
之所以如此，其实是因这个时代已给士子提供了能出人头地的多种选择，不用只走科举这一条路了。
这里的关键在于只要能掌握新学，就有较以往相对充裕的社会空间去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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