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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不能像古代知识分子那样实现“为王者师”
的理想，刘师培便断然放弃旧路寻找新路，投向社会舞台。
他科举失利后来到上海，因“家贫不能自给”
，[20]欲谋求一教席解决生活问题。
[21]教职虽未谋成，但他从此却开始了革命宣传活动，在报刊上发表大量鼓吹排满革命之文，同时为小学校编撰课本，如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国文典问答》等。
无论是在报刊上搞革命宣传，还是编新式小学课本，一定的西学知识储备都是必需的，社会空间的扩大既给刘师培提供了充分发挥才能的天地，同时也要求他不能在知识结构上固守陈规。
从他所发表的文章和所编教科书来看，他也确实是在吸纳西学。
当然，也不排除他这样做除为革命大业和个人生计外，还有一些个人目的。
前已言及，清末有“借新学以求躁进”
之徒，虽不能说刘师培完全属于这种人，但从其心态和所作所为来看，确有相类之处。
因其好名近利，如陶成章所言“光汉之性务名”
[22]；其叔刘富曾也曾感叹：“侄得名太早，厥性无恒，好异矜奇，悁急近利。”
[23]既然好名，必急于光宗耀祖，故会试一失利，顿觉沮丧之极，痛感“飞腾无术儒冠误，寂寞青溪处士家”
[24]，以不能改变家族的“寂寞”
处境为憾，但随即又振作起来，“一剑苍茫天外倚，风云壮志肯消磨”
[25]。
显然是找到了科举之外的“躁进”
之途，而此一途径又非借助于西学不可。
总之，不管出于何种考虑，接纳西学对于刘师培来说已是势所难免。
[1]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164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
[2]顾炎武：《日知录·正始》，《黄汝成集释》，见《日知录集释》，590页，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
[3]潘博：《国粹学报叙》，载《国粹学报》，第1期，1905-2-23。
[4]光汉：《甲辰年自述诗》，载《警钟日报》，1904-9-10。
[5]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213～218页。
[6]参见大谷敏夫：《扬州常州学派及其江南文化圈》，见《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4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
艾尔曼也说：“外来客赋予扬州以大都市的风情。”
见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8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7]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317、31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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