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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太西哲学大家创为天择物竞之说。
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
种族既殊，竞争自起，其争而独存者，必种之最宜者也。
[13]
在此，从《天演论》中所搬来之思想已表露无遗。
书中引用了日本桑原骘藏《东洋史要》（樊炳清译，东文学社1899年印）对亚细亚人种分类的观点：
亚细亚人种约别为二种：曰西伯利人种，曰支那人种是也。
支那人种蔓延于支那本部、西藏及后印度一带地方，更详别为三族：曰汉族、曰西藏族、曰交趾支那族。
第一汉族，东洋史上尤要之人种也，大抵据支那本部。
此族在上古时似自西方移居内地，栖息黄河沿岸，而次第蕃殖于四方。
古来司东亚文化之木铎者，实推此族。
[14]
进而以日本白河次郎、国府种德《支那文明史》（上海竞化书局编译，竞化书局1903年印）中的看法为汉族西来作佐证。
这是刘师培首次阐发“汉族西来说”
，此后他对此问题多有论述。
另外，书中还提及高田早苗的《国家学原理》（稽镜译，译书汇编社1901年印），并时有中外历史相比附的内容，所涉及的外国史实颇为繁杂，可见作者必已读过相当的外国史书，方有立论之依据。
1903年刘师培还编写出版过小学课本《国文典问答》，所附录之《国文杂记》颇有新意，内中言及：
中国国文所以无规则者，由于不明论理学故也。
……若夫我国古时之名家，在公孙龙、尹文之流，亦多合于论理，然近于希腊诡辩学派，非穆勒氏所谓求诚之学也，而儒家又多屏弃之，此论理学所以消亡也。
今欲正中国国文，宜先修中国固有之论理学，而以西国之论理学参益之，亦循名责实之一道也。
[15]
论理学（或名学）即今日所称之逻辑学，当时刚刚输入中国，刘师培便注意及此，且了解到约翰·穆勒的有关学说。
严复于1900—1902年译出《穆勒名学》的上半部，但迟至1905年才由金陵金粟斋木刻出版，[16]显然1903年的刘师培无法见到此书。
他之知道穆勒学说很可能得自两个途径，一是严复本人，因严氏1900年在上海曾“开名学会，讲演名学，一时风靡”
，有可能留下有关记录；二是日本的逻辑学著作，因已有一些日本逻辑教科书被译成中文，较有代表性的如上海会文学社1903年出版的范迪吉等译富山房之《论理学问答》。
[17]
1904年1月，刘师培撰成《攘书》十六篇。
全书主旨为攘除夷狄，即从大汉族主义出发，反对满族贵族的统治，实为倡导革命之作。
但因刘氏是以深厚学养引经据典而撰成，学术性颇强，故又不同于一般政论著作。
该书所征引的西书或提及的西方与日本学者有：达尔文《物种由来》（上海开明书局译印）、岸本能武太《社会学》（章太炎译，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印）、斯宾塞《社会学原理》（马君武译，少年中国新丛书之一，少年新中国社1903年印）、韦廉臣《古教汇参》（董树棠述，益智书会出版）、《印度史览要》（广学会1902年编译出版）、高田早苗《国家学原理》、柏拉图（此时尚无柏拉图著作中译本，但严复在《天演论》案语里便提到柏拉图学说，在国民丛书社1903年所译日本文学士著《哲学十大家》里系统介绍了柏拉图思想）、福泽谕吉（“福泽谕吉力破同姓不婚之说”
，此意取自福泽《男女交际论》，张肇桐译，文明书局1903年出版）、白河次郎、国府种德《支那文明史》、《穆勒名学》（此时严译尚未出版）等。
刘师培利用《物种由来》、《社会学》、《社会学原理》等书的观点阐述各民族进化、发展之理，并以《古教汇参》、《印度史览要》、《国家学原理》等书所载古希腊、印度史实加以佐证，而且再次提及“汉族西来说”
和穆勒名学之“求诚”
对于传统中国“正名”
的意义。
1904年11月21日至12月3日，刘师培在《警钟日报》上发表《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
全文主旨在于以社会学“考中国造字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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