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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些学者立足于宋学和今文经学，严厉申斥汉学为与现实问题完全脱节的无用之学。
作为治经法门的小学，亦自然同时受到猛烈批评。
批评者前有方东树，后有廖平、康有为，皆认小学“为文史之末技”
、“无可与经并列”
、“无济实用”
。
[18]在这种情形下，小学不得不稍作变通，其探讨对象，开始由经学及于其他。
其中，有些学者从小学入手推究残存在古文字里的上古社会文化痕迹。
在这方面，阮元是开创者。
[19]他远承宋代金石学遗绪，异常珍视商周钟鼎文在研究上古文化方面的重要性，认为“欲观三代以上之道与器，九经之外，舍钟鼎之属，曷由观之？”
[20]阮元之后，继起者不绝，清末尤以孙诒让成就大。
孙氏继承了阮氏以铭文证经辨史的具体方法，所著《古籀拾遗》等书“用象形古字来考证古代文物制度，每每鲜明若画”
[21]。
阮元、孙诒让等人变通小学的做法给了刘师培以较大启示。
前已言及，刘师培对扬州先贤之学尤其是阮元之学颇为熟悉与钦服，《揅经室集》很为他所推崇；对孙诒让，刘氏视为“父执”
，曾为其《名原》、《籀廎述林》两书作序，自谓：
师培少奉清尘，长窥绪论，聿披往帙，如诵德音。
校安国之书，载惭子政；识扬云之业，窃比君山。
[22]
可见对其的了解与崇敬。
作为熟知清代小学演变脉络的经学家，刘师培深明小学革新的必要性，阮元、孙诒让已为他树立了榜样，严复译介西方社会学时所采用的诠释手段又让他看到了小学在西学面前的生命力。
这样，旧学新知交相辉映给他带来的双重启示，无疑会使他肩负起为小学开辟新路的重任。
于是他积极探寻小学与社会学互释之途，同时反击廖平、康有为等今文大师对小学的种种指斥，如他曾说道：
盖欲考古政，厥有三端：一曰书籍……二曰文字。
造字之初，始于仓颉。
然文字之繁简，足窥治化之浅深（中国形声各字，观其偏旁，可以知古代人群之情况）……况近代以来，社会之学大明，察来彰往，皆有定例之可循，则考迹皇古，岂迂诞之辞所能拟哉！
[23]
从这段话中，既可看到承袭阮元、孙诒让小学旧统和吸纳社会学新知的内容，又显示出对康有为等人的反击，“则考迹皇古，岂迂诞之辞所能拟哉”
一语，便是针对康有为“上古茫昧无稽考”
之类观点的。
[24]可以说，就刘师培的小学研究实绩而言，他确乎以清代小学发展的内在理路为基础，结合西方社会学，开启出了一条更新小学的道路。
这进一步证明他之交融中西学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阐释和发展中学。
三、历史学的新视野
除社会学外，刘师培著述中征引西书较多的是历史学著作。
史学是中国传统学问，一向自成体系，清末以前的学者在撰述本国历史时是不引用西方有关成果的。
刘师培这一辈学者能引证西方成果以充实本国历史，一方面因时势使然，西学大量进入；另一方面在于中国传统史学此时已出现危机，新史学或曰史学革命方兴未艾，亟须西方历史学的渗入以改造中国史学。
如前所述，刘师培征引的西方与日本史学著述主要有桑原骘藏《东洋史要》，白河次郎、国府种德《支那文明史》，松平康国《世界近世史》，马恳西《泰西新史揽要》，艾约瑟《希腊志略》，拉克伯里《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威尔逊《历史哲学》等，其中以《支那文明史》和《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征引最多，反复引申其义。
《支那文明史》和《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的共同之处在于强调中国人种（汉族）、中国文化西来说，而且前书之立论往往来自于后书，可见其源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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