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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人所见当然也有不同，傅斯年的“中间阶级”
较宽，包括了家族和地方，而梁启超却将这些都归于与个人同类的一头，特别强调“国”
是最应重视的单位。
到五四时，梁启超的见解已变，主张“国家是要爱的”
，但“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
。
只要把傅斯年所说的“人类”
更换为梁启超所说的“天下”
或“世界”
，则梁氏在清末所斥责的中国“传统”
，到五四前后恰成为青年学生心目中的正面价值，并逐渐成为梁启超自己也接受和提倡的主张。
与梁氏在清季的见解相比，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逆转。
以前他最反对中国人知有个人、天下而不知有国家，曾因此而不惜指责其老师康有为；如今却强调既要知有国家，更要知有个人和世界，几乎完全反其道而言之。
最能与时俱进的梁启超，显然是在呼应稍早国内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思潮。
傅斯年和梁启超这些言论都发表在五四运动之后，可见面向世界的潮流仍盛而未衰。
但侧重“个人”
的倾向则可见明显的式微，尽管梁启超还试图自圆其说，把“国家”
与“个人”
和“世界”
联系起来，主张应建设一个“世界主义的国家”
，并“托庇在这个国家底下，将国内各个人的天赋能力尽量发挥，向世界人类全体文明大大的有所贡献”
。
但此前排斥个人和人类之间一切中间因素的傅斯年，却逐渐向落实在“国家”
之上的“社会”
方面转移。
正是五四的变化，使傅斯年感到一种以“社会”
为中心的新道德观“必成此后这个时代的一个最大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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