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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刚好在那两年突然兴盛的“整理国故”
活动，张氏就有一些特别的观察和感想。
整理国故得到胡适的大力提倡，但胡适本人对其能迅速风行初无充分的思想准备，到其已经流行之后，又曾一度受世风影响而拟放弃教书，以此为专门事业。
张彭春在1923年2月20日为我们记下了胡适这一转变：“昨晚饭在B［按：似为其兄张伯苓］家。
适之说将来不再教书，专作著作事业。
整理国故渐渐的变为他的专职。
国故自然是应当整理的，而适之又有这门研究的特长，所以他一点一点地觉悟出来他一身的大业。”
现存胡适日记恰不包括1923年初那几个月，他自己怎样记录这次谈话尚属未知；当时北京的政治大环境及胡适个人在北大的小环境都有些不顺，所以他放弃教书的打算或受别的因素影响。
[6]不过胡适的转变应该也还有其本身的主动性，那正是他开始主编《国学季刊》和为清华留美预备生开具大规模的“最低限度国学书目”
之时，他恐怕真有干一番新事业的计划。
有意思的是，尽管张彭春对整理国故有所保留（详后），但他在20天后便较仔细地阅读了胡适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颇感觉“从这个书目里看不出什么求国学的法门。
然而可以看出胡先生所谓国学的是从这些书中得来的。
既说是历史的国学研究法，所以必须把这些书按胡先生的次序从头到尾读一周，这是他所提倡的”
。
不过“这还是一种‘死工夫’，为少数人或可试办（专心研究思想同文学史的人，大学国学科必须有的两个学程）”
。
至于“为大多数教育的问题”
，即“那些不能专心研究文科的人，应当如何可以得一点国学的知识”
，胡适却并未提供答案。
（《日程草案》1923年3月10日）
这一点的确击中了胡适的问题所在，因为胡所开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本是针对预备留美的清华学生，而当年多数人并不认为“国学”
是出国留学的目的。
发动开书目的《清华周刊》记者就给胡适写信指出，他所开书目既“不合于‘最低限度’四字”
，也不符合清华学生的实际情况。
该刊希望胡适另拟“一个实在最低的国学书目”
，一个文理工各科学生“都应该念、都应该知道”
的书目，使其读了这些书后“对于中国文化能粗知大略”
。
大约同时，梁启超也应《清华周刊》记者的请求开出一份“国学入门书要目”
，比胡适所开数量少得太多，该《周刊》记者认为，两份不同的“国学书目”
反映出“教育家对于一般留学生要求一个什么样的国学程度”
这一问题。
他们自己认为中国社会对留学生的国学知识要求不会太高，也不必太高。
[7]
其实当日社会对参与文教事业的留学生确有较高的国学要求，张彭春也是留学生，他在清华任教务主任即发现因其国学程度差而常为同事所看不起，故非常羡慕也是留学归国而任职清华的吴宓在旧学方面的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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