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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感觉贯穿了那两年张氏日记的全过程,故不一一列举。
[8]有趣的是,张在公开表述时则不仅不承认自己的弱点,有时还主动进攻,影射吴宓的学养不足。
据吴宓日记记载,他在1925年10月为学生演讲“文学研究法”
,因其主持研究院行政工作而读书时间少,自觉“空疏虚泛,毫无预备,殊自愧惭”
。
张彭春当时为演讲作“结束之词,颇含讥讪之意”
,使吴“深自悲苦”
。
最有趣的是实际被张彭春看重的吴宓自己也自信不足,他私下承认“近兼理事务,大妨读书作文;学问日荒,实为大忧”
。
督促自己“勉之勉之,勿忘此日之苦痛也!”
[9]可知当日学人间竞争甚烈,表面虽或取攻势,暗里多自省弱点而思补救,尚不失学人本色。
当张氏在思考不“研究文科的人应当如何可以得一点国学的知识”
时,颇有些屦及剑及的认真态度,当即打算亲自尝试一下非专业的人怎样整理国故。
他知道自己古书的底子不厚,所以“不拿全体所谓国学的来研究,用问题做线索,做一部分的搜集。
先秦的名学,适之做过一度的整理。
谁来做先秦教育的调查?这种事或者可以得任公的帮助。
可惜我古书的底子太浅了!
不过可以给将来的学生做一个试验,看看一个没读过古书的人能否作国学的研究”
(《日程草案》1923年3月10日)。
从今日专业研究的角度看,让没读过古书的人来作国学研究或不免想象力太丰富一点,但这恰提示出整理国故在当时的吸引力,像张彭春这样明显持保留态度的学人也基本承认研究国学的必要性或正当性。
张氏毕竟是受过外国教育的,他不研究国学的“全体”
而“用问题做线索”
,正是所谓现代学术与传统学术的区别所在,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治学方法上的时代转折(惟这一转折似不彻底,直到今天仍有人在提倡学术研究要学习西方的“问题意识”
)。
他后来继续关注国学研究方面的发展,到8月间读了《小说月报》上顾颉刚的《诗经的厄运与幸运》后,认为“顾很可以作适之的高徒,写的是同适之一样的清楚明晰,有时也很能说笑话。
所拟的假设有历史进化、时代分明的眼光,证据也非常充足”
。
张氏的确看到了胡适治学的特长,可知他自己的眼光也不差。
结果他似准备放弃以外行研治国学的尝试,认为“整理古书的条则,适之可以算得汉学的真传。
头脑真是灵活,读书也很博详。
这样整理古书的学问,决不是半路出家的人所可望及的!”
(《日程草案》1923年8月12日)
他在同一天又发现,“中国所谓‘学’的都偏于史,所谓‘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现在公认的学问家如同梁、胡,也是对于古书专作整理的工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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