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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东北的金毓黻到1923年7月才注意到梁、胡所开的国学书目，金氏在日记中特别肯定“二氏皆新学巨子，胡氏复究心西籍，于举世唾弃之国学，宜不屑言；乃不吝开示，委曲详尽，至于如此，虽老师宿儒，有不能道其仿佛者”
。
从“举世唾弃之国学”
一语看，整理国故的风潮此时基本未波及东北。
时人或更多的后之研究者多已视这时的梁启超为落伍，但金毓黻却把握到了问题的实质：就“国学”
而言，梁其实与胡适一样是“新学巨子”
。
由当时甚享时誉的梁、胡二位“新学巨子”
来开示“国学书目”
本身就是一个象征性的举动，其影响非常大。
约三个月后，金氏已感到“近来治国学者铜洛相应，风起云涌，虽其所言或出于稗贩，或缘饰新说，然所获亦不少”
。
[10]短短几个月间，国学的社会反响已从京师到边陲，渐有席卷天下之势了。
但当年中国“学术社会”
的分裂和多重性已相当严重，以“保守”
著称的东南大学于1922年办出了一份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
为宗旨的杂志《学衡》[11]，这份似旧还新的杂志使情形趋于复杂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理国故活动的走向。
盖《学衡》的主事者吴宓具备不比一般新文化人差的西学素养，而其对国故的基本态度却与胡适等人大不相同，这就给新文化人以有力的挑战：眼看其倡导的整理国故事业如日中天，自难放弃，但继续推动整理国故则有与该杂志“同流合污”
的嫌疑。
新派内部对整理国故本缺乏充分的共识，面临这样的挑战更导致其不同观念的重新碰撞与竞争；胡适后来向青年发出不走“死路”
的号召，其一个考虑便可能是想与《学衡》一派划清界限。
当时文学界的情形就有令新派不乐观之处，张彭春在1925年就认为：“文言白话的争一时不能分胜负。
两个最大分别：一个是写出给人看，一个是说出给人听。
写出人看的，说出人未必懂，只要人看了可以懂就够了，所以字句尽管往古洁处锻炼。
人看懂了文言再看白话自然嫌他麻烦，讨厌他不雅驯。
说出人听的，自然要人一听就懂。
近来写白话的，有时所写的，人听了不能懂，那末，白话的活气脉他没寻得着，同时文言的简炼他已经丢开，这类白话文是现在最常见的。
《学衡》、《甲寅》不满意的白话十之八九都是这样的。
所谓白话的活气脉是白话文能不能常久的主要关键。”
（《日程草案》1925年7月23日）
张氏的思想资源正从《学衡》和《甲寅》而来，说明这两个刊物对新派的挑战或比过去认知的更加有力。
张本人的态度是倾向于《学衡》一边的，此时他尚认为文言白话竞争的胜负未分。
但他关于“文言”
的认识其实并不传统，很可能即是新文化人“创造”
出来的。
因为真正的文言恰要上口能诵，绝不仅仅是“写出给人看”
；当时的白话文反更多是在“写出给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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