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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向上努力，在“说出给人听”
方面其实相当欠缺——最注重民歌的顾颉刚在抗战前夕带领一批读书人写通俗的大鼓词，就发现与“民众的口语不一致”
，只好请一个原业鼓书的艺人来校正。
[12]不过张所谓缺乏“白话的活气脉”
的确是当时白话文的重要弊病，因为许多人正追求国语的“欧化”
；对一般识字者而言，欧化的“白话文”
确比文言更难懂。
这样的白话后来竟然战胜了文言，真是典型的“功夫在诗外”
。
从当年到今日的一般认知中，在《新青年》与《学衡》的对峙中站在后者一边应该是偏向所谓“文化保守主义”
的（其实《学衡》一派是否“保守”
或是哪一类型的“保守主义”
都还大可探讨）。
然而在1923年胡适打算以整理国故为“他一身的大业”
时，张彭春显然并不赞同，他的感叹相当有意思，值得全文引在这里：
（胡适）在北京这几年的经验所以使他发达的趋势改变，是很可以给我们一个观念：就是中国有才的人在社会上没有一个作“活事”
的机会，所以要他们才力放在不被现时人生能迁移的古学古理上。
活事是经营现时人与人发生关系“活事”
，他还编他的《努力》周刊，还时常发表与现时生活有关系的文章。
然而一般青年要作“活事”
是可引到真新生活上去，新文化是新生活的光彩，而新生活是非从“开辟经验”
上入手不可。
新思潮的意义不是批评，批评是新环境使然的，领青年们到新环境的经验上去，他们自然能发生批评的真精神。
（《日程草案》1923年2月20日）
这进一步表明当年中国“学术社会”
的多歧性，在一般认知中偏向所谓“文化保守主义”
的张彭春竟然将整理国故视为与国家民族的时代需要这类“活事”
有相当距离的“死事”
，故认为胡适欲以整理国故为“一身的大业”
是被社会所逼迫而不得不为（这也大致属实）。
这样的看法很能提示当年一般读书人眼中什么才是学者应该做的（即“经营现时人与人发生关系的事业”
），且持相近见解者为数还不少，许多人更有公开的表述。
几年后胡适便在类似世风日益增强的压力下彻底转变了对整理国故的态度，正式表述出与张彭春相类的观念，号召青年走自然科学之“活路”
，不再走钻故纸堆这条“死路”
。
[13]
这部分与清季以来几十年间的社会转变相关，曾为四民之首的读书人之社会地位已开始边缘化，不能不直接影响到“学术”
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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