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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中的地位，就连学者也对自身的认同产生了问题。
张彭春在1925年就自问：“然而谁是学者？能发表文章的人？中西学问兼优的人？读书多而思想精密的人？得中外舆论赞许而认为真有成绩的人？存心为公而能办事的人？”
对此“现在全国没有一定的标准”
（《日程草案》1925年12月8日）。
“学者”
在一定程度上是个新词，本落实在“学”
之“专业”
上面，至少在字面上不具备“士人”
那种对天下的关怀和承担（更不能比“士大夫”
）。
通观张氏那两年的日记，他所说的最后一条“存心为公而能办事的人”
大概指他自己那一类人。
张彭春对什么人是“学者”
感到的疑惑与他此前主张多作“活事”
的思路是一致的，提示着他仍有超出“学者”
字面意义的宽广社会关怀。
他在1925年夏秋对“政局看不出头绪来”
颇感忧虑，慨叹“国家到这步田地，没有创造的、中国的、可以统一全国精神的方略和领袖人物出现”
；他也分享着当时社会对“统一权力”
的期盼，认为“无论什么能统一的权力总比没有好。
社会这样不安宁，什么实业、教育都不能发展”
。
张氏发现，当时知识精英自己也处于一种矛盾心态之中，然而却对推动世风走向激进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些“年岁稍高的人”
一方面“都劝青年冷静好好读书”
；一方面又不免教猱升木，“主张共产，与苏俄合作”
；他们既“主张用外交机关，承认已有的政府，缓缓进行”
，同时又“鼓动国民救国，对内对外同时用力，以群众运动为工具，以赤俄为模范及后援”
。
（《日程草案》1925年6月29日、10月25日）
这一观察相当符合世情，自苏俄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后（实际并未完全实行），北京的学界思想界“左倾”
亲俄风气相当盛。
早在1922年苏俄代表越飞访华时，北大就设宴招待越飞，据说蔡元培在席间表示“愿以中国居于俄国革命的弟子之列”
，很受中共的赞赏。
[14]到1923—1924年间中苏两国就恢复邦交进行谈判，苏联代表加拉罕在与北京政府谈判陷入僵局时提出以“中国人民”
为外交对象，这一相当不符合国际外交谈判正常程序的举措，却适应了当时中国各界民众对政府不信任并要求参与外交的心理，得到了各类中国人士的应和。
一般并不视为特别激进的张君劢，就要求加拉罕本着外交公开的宗旨，将其对中国政府提出的条件公示于中国国民，国民必能秉公道正义以赞助加拉罕。
[15]
就是张彭春自己到1925年11月时也感觉到“北京国民党得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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