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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概与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倒戈使北京政局一度“左倾”
的趋势相关；不久或因国民军利用郭松龄反奉攻占天津，张氏进而感到“共产主义快到临头，必须研究它了”
，于是“专看俄国革命书”
。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北方“反赤”
的部分“成功”
——即关于冯部“赤化”
的宣传已有学界中人接受，故从国民军的短暂胜利而感觉共产主义将临，乃预为适应“新朝”
做准备。
（《日程草案》1925年11月30日、12月27日）有类似观感或反应的当然不止张彭春一人，通常被视为中国自由主义代表的胡适大体也属于张彭春所说的“年岁稍高的人”
中的一个，他虽不曾“主张共产”
，但在1926—1927年间对“新俄”
和国民革命的积极赞许恐怕还超过一般读书人。
[16]
从一位学人有限的观察和记述中已可见这样多有关20世纪20年代思想、学术与政治的信息，可知日记虽然“主观性”
较强，仍可以告诉我们许多相对“客观”
的史事。
张彭春日记中还有很多重要的内容，值得研究那一时段的学者认真研读。
（原刊《东方文化》，2003年第2期）
[1]参见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载《历史研究》，2000（4）。
[2]参见NatalieZ.Davis，FitheArchives:PardoheirTellersiuryFraanfordUyPress，1987，pp.1-6，111-114。
该书近已有中译本:《档案中的虚构》，杨逸鸿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1，可参看32～51、302～309页。
[3]正是从这一角度言，不仅有些不“真”
的史料也并不“伪”
，至少不是有意造伪；即使确属有意造伪，造伪的需求、造伪者的动机、伪史料的产生、造伪的过程、伪史料何以会以及怎样被接受和否定等，所能揭示的问题实在是太多太多。
故在注重史料辨伪的基础上，还应注意所谓“真史料”
和“伪史料”
各有其用。
[4]当时报纸的外埠通讯员各色人等都有，有的确实能获悉当地内情，有的不过据道听途说以为谋生之计，且某地通讯员未必即驻当地，如驻汉口者即可能兼顾湖南、四川，故所报消息未必准确。
参见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27～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5]张彭春《日程草案》原件藏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我所用的是台北“中研院”
近代史所的微缩胶卷，以下仅标明日期，不另出注。
[6]到1923年10月，胡适曾和丁文江讨论他自己的去留问题，丁提出三策:“移家南方，专事著作，为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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