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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回后，住西山，专事著书，为中策。
北回后，回北大，加入旋涡，为下策。”
胡以为，“上策势有所不能，而下策心有所不欲，大概中策能实行已算很徼幸的了”
。
（胡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4册，1923年10月19日（原书无页码），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这说明胡适放弃北大已到实际考虑的程度，而专事著述确为其第一选择，大致可以印证张彭春的记载。
[7]《清华周刊》记者：《〈清华周刊〉记者来书》，见胡适：《胡适文存二集》，卷一，186～187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
[8]作为教务主任的张彭春与担任研究院主任的吴宓在工作上有竞争关系，见解也有不一致处；他私下里一方面看不起吴的“识见”
，但承认自己文字不如吴，故曰:“改造清华的思想大半出于我。
因为文字不便，都让别人用为己有去了。
所谓研究院、专门科草案，都是我拟的。
现在用我意思的人，一点也不承认谁是产生他们的。”
按：张氏最重国文和国学基础知识，基本文化态度倾向于《学衡》，所以研究院章程相当偏重“中国”
方面的内容，初稿非吴宓起草也能得吴认可。
但张比吴似更趋西，并不欣赏吴宓很看重并试图拉入清华的柳诒徵，他稍后说：“大学前进方针问题，同人意见难趋一致。
如吴要请柳一类的问题将来一定很多。
我没有这样耐烦！”
（《日程草案》1925年10月7日、11月17日、12月29日）
[9]吴学昭整理注释:《吴宓日记》，3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10]金毓黻:《静晤室日记》，1923年7月28日、12月22日，2册，842～843、994～995页，沈阳，辽沈书社，1993。
[11]参见沈松侨:《学衡派与五四时期的反新文化运动》，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84。
[12]顾颉刚：《顾颉刚自传》（一），载《中外杂志》（台北），四十七卷一期（1990年1月）。
[13]参见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见《胡适文存三集》，卷二，187～205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
[14]（高）君宇:《北京大学过激化了吗？》，载《向导》，第七期（1922年10月25日）。
[15]《国民外交同志会昨宴回拉罕》，载《晨报》，1923-09-11。
关于《中苏条约》和中苏谈判过程，参见何艳艳:《1924年中苏建交谈判述论》，四川大学历史系未刊硕士论文，1999。
[16]说详见罗志田:《个人与国家：北伐前后胡适政治态度之转变》，见《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226～23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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