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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本好名，也知道“盛名之不易处”
，因为名誉就是社会的期望，“期望愈大，愈容易失望；失望愈大，责备也愈严重”
。
他更认为“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人所谓‘公人’（Publi），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的私行为也许可以发生公众的影响”
。
所以他最注意为公众维持一个持续的正面形象，做事历来主张首尾“一致”
。
正如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中所观察的，胡适“没有梁任公那样憨直。
对自己思想挑战的文章，在胡氏著作里是找不到的”
。
简言之，胡适不是一个喜欢承认错误的人。
更重要的是，废帝溥仪的去东北，是在“九一八”
以后相当一段时间的事，并且那事一直是秘密进行的。
实际上，所有这一切与“大风暴”
相关的思考都建立在（今天已知的）“九一八”
事件的基础之上。
即使报纸那时已先在谈论东北的局势，但胡适登景山时并不能预知“九一八”
这一事件或这类事件是否会发生及怎样发生。
历史当然不好假设，但如果没有“九一八”
事件，“沉痛地悔恨”
的心情将从何而至？尤其关键的是，如果没有“九一八”
（指整个事件的前后进程），溥仪是否会去东北这个问题基本不存在，就是去了也问题不大，当然也就不存在胡适是否犯“错误”
的问题。
以胡适讲究证据的习惯和不十分喜欢承认错误的性格，竟然在事发之前就凭“大风暴即将到来”
的预感——假如真有的话——做出这样先知式的负面判断，然后就“认识”
到并“沉痛地悔恨”
自己的“错误”
，这实在过于“形迹可疑”
。
反之，如果胡适在对罗先生说完对东北的忧虑后，指出当年若冯玉祥不把溥仪驱逐出宫，今天北京的情形“当更可为”
，恐怕还更合乎胡适对溥仪的态度，也符合他对大部分人都主张尽量争取的一贯思想。
有可能胡适确实表述了他对宣统帝的失望，但我猜（仅仅是猜想而已）那失望恐怕更多是因为其并未能照他建议的那样“自己下决心”
出国去留学，反仍旧纠缠在政治旋涡之中。
我们过去认知中的“胡适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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