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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有片面甚或偏见的成分。
这样的既存认知也还在影响相当一部分人，故不少人在努力为胡适“正名”
时均特地先做些表态式的批判以为铺垫；此风渐有成“定式”
的趋势，以至不合此定式的胡适研究便略有异端的嫌疑。
有可能罗先生对此失真的胡适形象不甚满意，很希望为胡适留一个从特定角度看来更“完美”
的形象（即认同于“代表民意的革命行动”
）。
其实，像胡适这样的特立独行之士，正是不欲事事都与人一致。
这样的胡适，或不完美，却更完整真实。
罗先生爱护老师的厚意，甚可感佩。
但在此心态之下的老年回忆，恐未必句句准确。
这里的回忆，或者部分已成为一种诠释。
胡适自己也有晚年回忆失误的事例。
他初到北大几年，或许因为用功太勤，患了肾病，西医无显效，却为中医陆仲安治愈。
他在1921年曾有专文叙及此事，也曾有学医的朋友撰文讨论过。
但50年代有人再提此事并作宣扬时，老年胡适却基本否认，认为是别人“造谣”
，且颇感“愤怒”
。
罗尔纲先生认为这是胡适“说假话”
，并分析说：“胡适最恨人说假话，他为什么自己反说假话呢？这是因为他主张‘充分世界化’，主张科学。
他认为中医不科学。”
如果中医竟然胜过西医，而社会发生不信西医的倾向，则对科学的发展有害，“所以才不得不这样说”
。
（《胡适琐记》）这个分析对胡适的心态把握颇深入，胡适的晚年回忆受此心态影响应可成立；但据此推理（而不是证据）直指胡适“不得不”
有意“说假话”
，殊欠温厚。
这与胡适“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
的主张，略有距离。
窃以为，老人记忆力稍差，在一定的心态下，回忆转成诠释，或难避免，但恐怕还是无意为之的可能性更大。
葛兆光先生最近在讨论到沈曾植被学术史“遗忘”
的现象时指出，由于思想史的判断对学术史描述的“干预”
，像胡适、王国维、陈寅恪、郭沫若这样声名素著之人，已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能得到实事求是的评价了”
。
他敏锐地观察到，沈曾植的被遗忘，与能欣赏他学术价值的王国维与陈寅恪等人“不再被学术史看重”
有直接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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