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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想，葛君的“重新发现”
沈曾植，或者也与近年王、陈等人又被学术史“看重”
有些关系。
其实，学术史之走向重视“评价”
之路，恐怕也与学术史之外的影响有关。
因为一涉及“评价”
（即使是纯学术的“评价”
），终不免有“盖棺论定”
的意思；则从事“评价”
之人，不论欲褒欲贬，多少会存有写“墓志铭”
的心态，下笔时总会带点春秋笔法，以陈寅恪所说的“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
的方式出之。
在前些年召开的纪念陈寅恪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季羡林先生注意到，占一半的人都说陈寅恪治学与辩证法或唯物主义暗合，“这就与马克思主义相通了，这可能高了”
。
这些人当然也意在为陈先生“正名”
，但陈在史学上的地位，是否应该这样来论定，季先生觉得还可再研究。
陈寅恪与胡适，大致都属于近年被“重新发现”
的一批人。
罗先生对胡适登临景山的回忆，或者即与那些欲为陈先生“正名”
者类。
然而，立意批判也好，试图正名也好，胸中不免都已先有庄子所谓“成心”
在，其论说（包括回忆）时无意中便会受此“成心”
的影响；故其论说与证据的比例，或未必如胡适自己所期望的那样相等，恰可能不多就少。
历史记忆的涂抹与修改，不论有意无意，有时可能反去真相更远，得无慎乎！
附带说，三联书店1995年出版的罗先生所著《师门五年记》，近年修改的痕迹颇明显，惟作者和编者似均无暇提及。
自己的作品当然可以随意修改，但如果说明一下是修改版，并略及何时修改与增删之所在，对读者是有益的。
（原刊《开放时代》，1997年第5期）
[1]同样文字的记载两见于罗先生的《胡适琐记》和收在《胡适研究丛录》中的《关于胡适的点滴》。
[2]王汎森：《历史记忆与历史——中国近世史事为例》，载《当代》（台北），第九十一期（1993年11月）。
[3]葛兆光：《世间原未有斯人——沈曾植与学术史的遗忘》，载《读书》，19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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