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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顽固”
的思维，倘不从“现代”
眼光而回到当时的眼光平心考察，即可见其顾虑之所在（正如乒乓也可行使外交功能一样，“外贸”
的含义在今日也不限于经济价值）。
针对过去认为清廷对来访的马嘎尔尼使团态度冷淡的西方认知，何伟亚成功地指出中英两国对使团一事都非常认真（乾隆帝的深切介入即是明证，中国学者朱雍已论及此点），这无疑体现了研究的进展。
但双方共同的认真中也有不同，毕竟清廷是被动一方，而且似不存在非要接待使团不可的愿望。
故双方对礼节的处理虽同样认真，在整个事件上，显然英方的认真程度要超过中方。
若从乾隆帝及其廷臣的观念看，也许这一使团不过好像天上下了一场偏东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原非什么引起持久注意的大事。
客观上也许真如何伟亚所说，这是两个带扩张性的“帝国构建”
的碰撞；但至少中国官员主观上恐怕没有那样高远的意识与认知，否则不会出现中方关于马嘎尔尼究竟是否行三跪九叩礼的记录不详这一问题。
中国官员对礼仪要求的一丝不苟，也许更多是考虑他们怎样向皇帝交差，而不一定是对礼仪本身的特别尊重。
也就是说，他们的认真首先是被动的：英人既来之，便须按规矩办；其次，他们在认真处理此事时考虑清朝内部的实际因素或者还超过考虑对外关系的一般准则（两者当然是相互关联的）。
正如有评论者注意到的，何伟亚在谈到马嘎尔尼所在的“英国”
时多见其共性而少见其差异（RobertA.Bickers的书评即注意到他常将不列颠与英格兰混为一谈）。
其实，即使不论殖民地，就在大不列颠本土之中也正有许多种族与文化的差异。
身为爱尔兰人的马嘎尔尼在英格兰的伦敦谈论“公共领域”
，是否会有某种程度的认同危机呢？[33]如果何伟亚把他讨论清朝内部种族文化歧异的方法运用于英伦三岛居民（以及英国与欧洲大陆的思想联系与差异），而将其探讨18世纪英国“公共领域”
之社会语境和学理语境的取向用于讨论清代考据学中“礼学”
的兴起与如何实施《宾礼》等礼仪的关系，相信会有更深入的认识。
从总体言，如主张“中国中心观”
的柯文（PaulA.）所说，何伟亚“有说服力地提出了一种不仅考察马嘎尔尼使团，而且全面考察从18世纪至今中西互动这一整个课题的全新方式”
。
的确，何伟亚提出的考察方式不仅新颖，而且眼界远更开阔，尤其他对中英双方的对称性处理，即寻求一种既非“西方中心”
也非“中国中心”
的取向，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同时他在对马嘎尔尼使团的个案研究中也时常触及并探索一些更具通论性质的史学基本问题，这就使此书可以为更广泛的相关学者所阅读。
何著长于分析，其理念的建构胜过史实的重建（这部分或因为有关马嘎尔尼使团的专著已较多，不必重复许多过去已基本清楚的史实）。
所以这本书若能与任何一本同一专题但兼重叙事的著作共读（比如与前引朱雍的著作或佩雷菲特那本在中国颇得喝彩的《停滞的帝国》对看），或更能见其长，也更能见其新颖之处。
（原刊《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
[1]本文参考了RobertA.Bickers，Kai-wingelaK.Crossley，JerryDennerline，JohnLee，NancyPark，RichardJ.Smith等人在英文学刊上的书评，特此说明并致谢！
在作为《怀柔远人》一书的译序时已改写，观念和文字基本依旧，但对段落次序作了较大调整，并分成几个小节，希望能有利于读者。
[2]胡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27年1月25日，原书无页码，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
[3]朱雍：《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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