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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的大众化：民族主义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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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快结束时，当时广受舆论关注的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AlfredT.Mahan）曾预言：20世纪的世界新格局将是非西方（）、特别是东亚地区的兴起，因而会出现非西方（或东方）向西方强权的挑战。
鉴于这样的发展趋势，美国必须明确其西方认同，并责无旁贷地起而捍卫西方的强势地位。
马汉一向认为战争和扩张是一个健康国家（ahealthynation）的标志，一个进步的国家（aprogressivenation）必须扩张，而一支强大的海军是实行扩张的基本因素；所以他的“捍卫”
意味着强烈的进攻性。
但战略家马汉也知道更深远的因素是文化的，他指出：最终能够维护西方强势地位的唯一选择是西方同化（toassimilate，也就是西化）非西方。
100年后，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时，另一位备受注视的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对下世纪的世界格局提出了极为相似的预言（亨廷顿的哈佛大学同事入江昭（AkiraIriye）教授在1998年已指出这两次世纪末预言的相似）。
不过，亨廷顿不仅不主张进取性地“西化”
各类非西方文明，而且认为大部分非西方文明实际上不可能西化。
他虽然强调了西方与非西方诸文明间冲突的可能性甚至必然性，但最终仍然主张人类各文明应学习并习惯于相互共处。
大部分的中国读者不很欣赏亨廷顿的基本观念，其实亨廷顿不过是多说了几句老实话，表达了相当一部分西方政治观察家的真实认知。
这听起来固然不如我们耳熟能详的西方“对外友协”
机构的言论那么亲切入耳，但或许更接近实际。
也许有些不喜欢亨廷顿的人甚至会以为他最后的关于学会共处的结论是为了“政治正确”
而不得不说，但只要是作为结论正式表述出来，即应视为其研究得出的结论。
与马汉提出的选择相比，亨廷顿提出的取向显然揭示了美国人乃至全人类在一个世纪后的巨大进步。
实际上，“学会共处”
不仅是多年国际局势演变教给各国人民的重要一课，恐怕也是因改革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国内人口流动的今日中国人在人际关系中所必须实践的一个基本原则。
从两次世纪末关于文明冲突的预言中，依稀可以感觉一种通常称为民族主义的思绪的味道（虽然两位预言家所讨论的比一般称为“民族”
者要宽广许多）。
马汉所处的时代稍久远，暂不置论。
亨廷顿则显然有意无意间受到冷战结束后民族主义思绪在西方复兴这一大语境的影响。
只要把亨廷顿言说中的“文明”
这一术语换成“民族”
，他的大部分论旨与民族主义的基本观念真可说若合符节。
而近年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观念体系）在其发源地欧洲的复兴，却是在大多数西方观察家预料之外的。
当20世纪80年代末苏欧政治体制崩散时（这是冷战结束的重要表征），西方一些专家即已预计今后影响世界最大的力量将是民族主义。
但其具体所指，则多就民族主义对所谓第三世界中变动较多地区的影响而言。
说到欧洲，一般都期望着全欧“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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