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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晚年都基本以讲学研究为主，看上去很像知识人。
实际上，他们与传统士人一样，是参政不成之后才做学问。
但社会既然已大变，他们到底也只能是议得多而参得少。
不过，其要想参政的传统情结一直都在，且“出仕”
的愿望到老并不稍减。
故其并不专意于学术，一有机会，总是又议政又参政。
北伐之时，久已不谈政治的章、梁二氏都突然异常活跃，不仅大发政论，更或直接或间接奔走于各势力之间，只是到后来发现其想认同的北方已无希望，才渐渐歇手。
梁启超在1927年5月给他儿女的一封信，颇能表现过渡时期士与知识人心态的异同。
他自称那时“天天在内心交战苦痛中”
。
不少朋友敦促他出山组党，而他又讨厌政党生活。
“既做政党，便有许多不愿见的人也要见，不愿做的事也要做，这种日子我实在过不了。
若完全旁观畏难躲懒，自己对于国家良心上实在过不去。”
梁氏最后拟取妥协的办法，即对政治议而不参。
可是新一代的读书人丁文江，却主张梁“全不谈政治”
，专做学问。
他又觉得“这样实在对不起我的良心”
。
[54]
丁文江所说，其实只是他对梁启超在学术上发展的一种希望，因为丁氏自己就已直接参政。
胡适晚年自述说：“我对政治始终采取了我自己所说的不感兴趣的兴趣。
我认为这种兴趣是一个知识人对社会应有的责任。”
[55]这才是身历从士到知识人过渡的当事人对两者间区别的最清楚表述。
简言之，清季民初读书人从士到知识人的转化，在社会学意义上似乎比其心态的转变要来得彻底。
士与知识人在社会学意义上似已截然两分，在思想上却仍蝉联而未断离。
民初的知识人虽然有意识要起新的社会作用，扮演新型的社会角色，其心态却在无意识中仍传承了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及其对国是的当下关怀。
身已新而心尚旧（有意识要新而无意识仍旧），故与其所处之时代有意无意间总是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
这是民初知识人的许多行为在今人看来充满“矛盾”
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其不全为时人所理解接受的一个根本因素。
作为一个在社会上自由浮动的社群，知识人可以与其他各社群都有所关联，但其浮动性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与其他社群的疏离。
而疏离的结果就是自身的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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