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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持迂论守旧说者，恐仍不少。
虽有通达时务之荐绅先生，恐亦不能遍行劝导阻止。
设一有衅端，必致牵引大局。”
[18]张之洞对湘情显然有所了解，他知道湘人趋新者已日众，但王等号称众人“皆极称轮船有利无害”
，恐不无夸张成分。
陈宝箴电复张，指出如今“外夷来与不来，不在我引与不引”
。
新派皮锡瑞最同意这一观点，视为“破的之论”
。
盖“恐轮船铁路引洋人来者，此前一二十年情形。
今中国已不国，彼欲来则来，何须人引”
！
后来皮在南学会讲学中也反复申明：对于洋人，“既不能阻之不来，惟有讲求抵拒之法”
。
如果“我不亟行轮船，彼将来立码头；我不急行火车，彼将来开铁路；我不急兴保卫，彼将来设捕房。
与其待彼来办，权柄一切属人，何如即早举行，将来尚可自固。
若事事疑滞，人人阻挠，他人先我，追悔何及！”
[19]其与王先谦等一样的急迫心态，跃然纸上。
可以说，主动先变则法操在我是当时许多湘士的共识，少壮新派如罗棠也说：“湘省地接长江，英人尤为觊觎……我今默运全筹，预争先著；防太阿之倒授，握固有之利权。”
[20]进而言之，类似观念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可见，说明这一共识的范围还更广泛。
梁启超在大约同时就说：“今日非西学不兴之为患，而中学将亡之为患。
风气渐开，敌氛渐逼，我而知西学之为急，我将兴之；我而不知，人将兴之。
事机之动，在十年之间而已。”
[21]王先谦和皮锡瑞也都分享着相似的见解，但皮氏的出发点在于被动地“讲求抵拒之法”
，似尚不如王氏积极主动。
在一定程度上，轮船等西来新生事物在当时对中外双方以及中国的新旧双方恐怕都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传教士江爱德（E.D.）在1898年初报告说：常德府居民“在过去的一年中可见甚大的觉醒及对西方知识和事物的新需求”
，那里“更进步（themressive）的人士已在讨论开通一条常德与汉口之间的轮船航线”
。
[22]将“讨论开通轮船航线”
作为“更进步”
的表征，轮船在这里的象征意义是很明确的。
对轮船这一涉及“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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