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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从各区的民政当局得到响应。
传统上属于资产阶级的西部各区——图伊勒里区、香榭丽舍区、共和（鲁列）区、罗浮区、革命区（新桥区），甚至于皮克区（罗伯斯庇尔自己那一区）——很快宣布它们站在国民大会一边，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一开始就支持国民大会的各区中也同样包括像盲人收容院、团结和公社大楼这样激进的各区。
圣克累勒·德维厄曾对当天各区议会和委员会的行动和倾向作过详细的研究，他发现只有不足五分之一（连半心半意的也在内）的首都民政当局表示愿意（但不是全心全意地）站在公社的一边；这里边包括12个革命委员会，其中菲尼斯太勒区的革命委员会表现了最热烈的响应。
最后——也是最确凿的证明——有39个区通宵开会进行辩论和接受报告。
其中35个区断然宣布拥护国民大会；另外两个区——无套裤区（安利奥的区）和菲尼斯太勒区——最初是犹豫，后来也合在了一起；只有两个区——圣马瑟勒郊区的天文台区和沙利尔（克吕尼）区——明确表示他们同情罗伯斯庇尔派，不过，在反对意见的压力下，同时看到大势已去，因此在天明之前，也就向多数投降了[35]。
关于这些活动的报告大部分是在事后写成的——这时候热月的胜利者已经坐稳了雕鞍。
因此，赞成公社的少数人的意见就很少被记录下来；但是我们在这些报告当中还可以找到个别并不那么容易动摇的忠诚的无套裤党人的意见。
例如，我们看到，四国区有一个公民，在充满敌意的阻挠声中坚持安利奥的一封信应该当众宣读，不应该被当作“叛变的公社”
送来的东西而置之不理。
旁人挑战地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坚强地回答说：“我的名字叫朗布里纳，住在墓园街，格腊索的伙计（帮工）。”
[36]我们还看到有一个查理·约利，他是再团结区（博堡区）的一个糊墙纸工人和班长，当他听到一个卖报妇女叫嚷着安利奥被捕的新闻时，把她手上的报纸撕碎了；他作为公社的共谋犯而被捕，直到12月才被释出狱[37]。
但是这不过是些个别的例子；形势一经开始变化，罗伯斯庇尔那一天的声援者就仅仅成了微弱无力的少数人，他们的声音很快就被淹没在反雅各宾的反动的汹涌浪潮中。
尤为明显的是工资劳动者所抱的特别敌对的态度，他们已经为罗伯斯庇尔派公社最近宣布的最高工资限额所激怒。
工人们大概还不知道刚刚公开爆发的政治斗争，所以那天下午4点聚集在格累夫广场举行抗议大会：这一举动一定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所以附近5个区的民政委员会的议事录上都记载了这件事。
这种举动也一定使看到的人有些莫名其妙，因为示威者聚拢到广场去的时候，差不多正是首批武装队伍响应公社号召开始在广场上出现的时候；所以我们发现这些报告对于这次工人集会有种种不同的解释：有的很正确地说它是“对最高工资限额的反抗”
，有的说工人将要向国民大会进军，甚至有人说罗伯斯庇尔已经被示威者杀死[38]。
公社虽然正在操心别的事情，但对于工人们的这次抗议很重视，并且没有企图用武力来驱散他们而给自己招致更多的不满。
当晚8时，市长佛路里奥·勒斯科在告公民书中，公开地把事情推到罗伯斯庇尔的主要敌人之一巴累的身上，说他应当负削减工资的责任：
“这个反复无常依次参加各派的巴累，规定工人每日的工资，意欲使工人饥饿而死。”
[39]
但这种做法已经为时过晚，对于事变的进程不能有任何影响。
工人们对于这种辩解不是仍抱敌意，就是无动于衷。
那天傍晚，据目睹者报告，安利奥将军为被捕的议员们寻求同盟者，向二三十名铺路工人讲话，要求他们放下工作，因为他们的“保护人”
和“父亲”
正处在危险中。
“工人们听了一会”
，报告结尾说，“喊了几声共和国万岁，又做起他们的工作来了。”
[40]另外有些人表示出了更明显的敌意。
两天以后，在罗伯斯庇尔和他的主要副手已经被处决，并轮到公社委员们被解赴刑场时，据说工人们当他们经过的时候这样喊道：“打倒最高工资定额！”
[41]从其他一些记载中我们看到，构成巴黎无套裤党最大一部分的工资劳动者似乎相信，罗伯斯庇尔和他的亲信被除掉，将意味着可恨的最高工资限额的结束，而且为提高工资扫清了道路[42]。
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看法是对的；但是其后果却既不是他们所希望的也不是他们所能预料的。
[1]“大”
公安委员会的其他委员有巴累、卡诺、罗培·林德、让彭·圣丹得累、科多尔的普里欧和马恩的普里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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