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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葡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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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时期巴黎群众起义的历史虽然以上述事件而告终，但并不代表它们是革命群众以武装叛变或街头示威向政府当局挑战的最后一次。
构成最后一个插曲的是葡月12日到14日（1795年10月4日到6日）的事件。
所以，即使闹事者的出身与目的以及导致这次暴动的各项事件的类型和前几章所叙述的截然不同[1]，本书对此也不能略去不谈。
这次暴动并非企图推动革命朝着更彻底的方向前进或者建立或加强共和国，它的最后目的是摧毁共和国和为王政复辟开辟道路。
暴动的倡导者不是民主派、雅各宾派或无套裤党人，而是盘踞在首都西部各区的最顽固的金融集团和保守派，他们曾经最热心地站在热月党人一边反对罗伯斯庇尔，并且在芽月和牧月起义中曾经是国民大会的主要捍卫者。
在这次事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无套裤党人所起的作用和态度，他们虽然在牧月被镇压了下去，但仍然是一个应该加以考虑的因素。
他们虽然面对着和前一章所述的同样严重的经济困难，但是并没有给保王派（或者近于保王派）叛徒以支持；他们自己不能开展一个独立运动，但他们宁可联合起来支持（诚然有些消极）政府当局来反对那些想用武力推翻共和国的人。
葡月事件在另外一点上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在政府和巴黎公民的关系上展示了一个新的前景。
这些事件自1789年以来第一次揭示出，革命议会即使没有首都任何有力的社会集团或舆论团体的积极支持，也仍然可以维持住自己的地位和把它的意志强加于全国。
在热月，国民大会能够依靠巴黎多数区——包括那些无套裤党仍然有巩固阵地的各区——的支持或者至少是值得感谢的中立来推翻罗伯斯庇尔。
在牧月，为了战胜无套裤党人和活跃的雅各宾派残余，国民大会能够号召“可尊敬的”
西部各区的武装公民予以援助。
在葡月，国民大会已经消灭了雅各宾派干部，镇压住了无套裤党人，逮捕了他们的领袖，并把他们赶出了各区议会和委员会，因此，当它处在正好是西部各区要发生暴乱的境地时，除了依靠军队以外就再也没有别的办法。
此例一开，再也不容易消除；从1795年10月起，军事政变已经作为政治纷争的最终裁决者而隐约地在地平线上出现。
引起葡月暴动的直接原因是1795年8月22日的法令（“三分之二”
法令），该项法令提请为新选举而召集的预选议会同意上届国民议会的议员中有三分之二仍然连任议会代表。
这样明目张胆地企图延长一个团体的政治生命，而这个团体由于种种原因，已经失去了它一度享有的大部分的尊敬和信任，这就使首都一小撮死心塌地的保王派有了借口和机会把巴黎多数各区集合起来反对国民大会，并为接着发生的武装叛乱取得有力的支持。
大体说来，这就是葡月事件的政治背景[2]。
但是，完全用这些政治术语来介绍这幅图画，未免过于简单化了。
所以，在开始叙述9月中旬——当时正在开始形成对于“三分之二”
法令的反对——的各种政治事件以前，我们准备先研究一下政府的经济政策及其对有关各方面的影响[3]。
尽管零星消费者的惨况在春季和夏季已经十分明显，但国民大会和它的各委员会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修改它们的经济政策，战争的扩大和自然因素的继续不利，不断使经济政策的恶果趋于严重。
指券在实际作废以前，在10月更进一步下跌到票面价格的5%[4]。
规定按每磅3苏的价格配给面包（名义上每人得到1磅到1.5磅）仍旧公然不兑现：至少一直到7月底，我们看到每人只分到2、4、6、7或8两；而且人们常对面包商超过规定价格售货表示不满[5]。
8月里，情况有些好转：一般都达到半磅，月末增加到34磅；但是在9月里，又常听到人们抱怨面粉质量太差，在10月以前，配给量又减低到半磅或者更少[6]。
同时，在“自由”
市场中，面包仍然卖15～20里弗一磅[7]。
肉类按照21苏的规定价格往往买不到，在“自由”
市场中，肉价从6、7月的每磅8里弗涨到9月底的15里弗[8]。
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同样上涨：黄油从7月的16～18里弗一磅涨到9月的30里弗；食糖从1月的11里弗涨到9月的62里弗；鸡蛋从7月的每打9里弗涨到9月的12里弗；马铃薯从5月的34里弗一蒲式耳涨到10月的56里弗；牛油蜡烛从1月的5里弗涨到6月的30里弗和8月的50里弗；煤从6月的75里弗一伏阿涨到10月的175里弗；木柴从5月的160里弗涨到9月底的500里弗[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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