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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他记述了警察局为怕发生社会骚乱曾经批驳面包商把4磅面包的价格从14苏半提高到15苏的请求。
在这次政治革命的前几天，一群人公开焚毁了《人民的希望》这本小册子，因为它提议要有两种价格的面包——每磅3苏的和5苏的。
哈代写道：“下层阶级的人民不了解这样做的目的。”
[56]在七月革命期间，同样的问题经常出现。
7月13日早晨，人们有组织地进攻圣拉扎尔修道院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把修道院仓库里储存的粮食运到中央市场，并且还可以听到在各屋子里抢劫的当地人高呼“让我们找面包”
；同时，对于那些接受罗亚尔宫政治领袖的命令去烧毁关卡的工资劳动者、店主和小商贩来说，问题更是十分简单——保证有廉价的食物和饮料：如一个在捣毁夏约关卡办公室家具的制锁匠所说的，“我们有3苏钱就可以买酒喝了。”
[57]
自然，我们已经充分证明，在政治上达到了把王室拥回巴黎这一目的的10月5日到6日的**，显然与巴黎饥饿群众的面包供应问题有更大关系。
我们已经看到，在7月22日杀死了富龙和他的女婿贝梯埃之后的平静只是短时期的。
8月初，在丰收以后，面包价格曾降到12苏；但是，一部分由于干旱，预期面包房能有充足的面包并未实现，结果是一直持续到11月的面包缺货使群众运动始终在兴奋状态中。
接着就是市场妇女和其他人在市政厅和面包房的引人注意的一系列示威，最后发展成为向凡尔赛的伟大进军。
这次**值得注意的特点自然是示威者所喊的口号——“去找那个面包房老板、老板娘和小老板！”
——以及妇女和她们的代言人马伊雅坚持要求国民议会使巴黎人民有东西吃[58]。
另一方面，马尔斯教场的示威虽然在巴黎多数各区里受到“贱民”
的广泛支持，但在许多方面都是巴黎各次伟大**中的一次纯粹政治性的事件。
1789年11月初，由于国民议会和公社采取了有效措施，向巴黎供应了廉价而充足的面包，并稳定了公共秩序，革命最初几个月的持续不断的社会运动这时已告结束。
由于指券贬值和战争时期的通货膨胀所引起的特殊问题还没有到来，所以1791年7月马尔斯教场的示威，是巴黎各次大**中唯一一次在任何方面都与群众要求管制面包或任何其他主要必需品没有关系的运动。
诚然，在示威前曾发生过一次相当大的工资运动，卷入了成千上万的各行各业帮工；示威以前也发生过因救济工场停办而受到饥饿威胁的失业工人的连月骚乱。
但是这些运动虽然受到了哥德利埃俱乐部和它的所属团体的支持，却不能说它们和马尔斯教场示威事件本身有直接关系；而且，对于这一时期在巴黎各区被捕的许多工资劳动者、店主和作坊老板的审问也并没有反映出这些工人的要求[59]。
在这一方面，马尔斯教场事件似乎并不属于这里所说的一般形式的社会骚乱。
在这次事件中，普通人民很少提出他们的特殊经济要求[60]。
他们的要求和抗议所采取的毋宁说是一种政治形式——证明是，在这一运动中被捕的人曾经给国民自卫军以种种侮辱并对国民议会和市政机关有许多抱怨。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马尔斯教场事件和1791年春、夏季的群众运动标志着巴黎无套裤党作为革命力量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随着革命资产阶级的分裂和民主派以及共和派决定要在人民中间获得可靠的支持，他们正在开始起一种更为独立的作用：他们不仅提出资产阶级比较激进部分的特殊纲领，而且正在开始（虽然不是十分坚定地）以政治形式来表达他们自己对社会的不满。
到1792年春天，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的群众运动具有了新的力量和新的方向。
指券的贬值已经开始在1791年秋季的物价上有了反映；但是带来长期的通货膨胀灾难的却是战争的爆发，在这一时期，无套裤党人的注意力几乎一直集中在物价问题、食品缺乏及必须迫使当局不得不在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和供应方面采取管制措施上。
从社会史学家的观点来看，整个时期都受这种迫切要求的支配。
但是，巴黎无套裤党人在艾贝尔派，甚至更多是在忿激派的帮助下，才一步步地找到了一个适合于他们特殊需要的社会要求方案，最后迫使雅各宾派掌握的国民大会以最高限价的形式在短时期内接受了这个方案。
他们的愤怒矛头，像以前指向面包商和磨坊主一样，首先指向了杂货商，表现在革命群众试图强迫食品商人（特别是他们当中较殷实的商户）按革命前的价格出售货物上。
第一个这样的运动——1792年1月到2月的运动——只发生在少数的中央北部各区和圣安东与圣马瑟勒郊区，并且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不管怎么说，它和不久以后发生的6月20日和8月10日的政治**是没有多大关系的[61]。
1793年2月的**规模要大得多，也具有更重要的政治意义[62]。
这一次，在动员了国民自卫军、逮捕了数十名**者和采取了一些不重要的行政上的缓和措施以后，运动并没有停止。
一般说来，1793年9月公布最高限价法以后，经过罗伯斯庇尔的革命政府以及它在热月的垮台时期，到共和国第三年牧月的无套裤党人的最后一次起事，甚至在起事以后，运动一直没有平息。
这一运动一发生就立即与雅各宾俱乐部所领导的更为广泛的运动汇合到了一起。
后一活动导致了1793年5月到6月的革命，推翻了吉伦德党，这时，至少在比较积极的无套裤党人看来，吉伦德党和可恨的垄断者或食物囤积者并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并不打算在这里分析那年4月到5月的警察局和国民自卫军每天的报告，但是它们足以清楚地证明，在这几个月为了纠正和清洗国民大会而发生的**背后，存在着群众对于食品价格不断上涨的深切的关心[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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