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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负面组成部分,在转了数圈之后又由阅读西方书籍的中国知识分子带回来作攻击传统之用。
近代中西胶着之复杂,早已是“层累堆积”
且循环往复了好几次了。
中西胶着的复杂有时也造成一种思想的混乱和角色的倒置。
某些中国人的“西化”
甚至超过了西人,而有的西方人倒显得更中国化。
通常人到了异文化区域会有一种“文化震**”
现象,但20世纪初出洋的一些留学生到了外国,不仅没有什么“文化震**”
,倒颇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青年胡适到美国后就有他乡胜故乡的感受;相反,在中国居住多年的庄士敦(R.F.Johnston)回到英国后却感到格格不入。
[7]
民初的一个吊诡现象是中国人拼命反传统,有些外国人反而在提倡保存中国的文化传统。
从溥仪的老师庄士敦到哲学大师罗素,在这一点上都相通。
保存中国文化传统而须由外国人来提倡,正是典型的角色倒置。
反之,提倡西化的许多中国士人不仅自己激烈反传统,而且一直在抵制西人要保留中国传统的意图。
胡适在1926年就尖锐地批评西方“既要我们现代化,又要我们不放弃[传统的]美妙事物”
。
[8]胡适本人也认为中国传统中有可取处,他反对的主要是由西人来提倡保护中国传统。
但是这样一种角色的倒置确实表现了民初中国思想界的混乱和中西之间那种扯不清的纠葛。
更具提示性的是,即使是民初以维护国粹为目的的“国粹学派”
(以《国粹学报》为主要喉舌)和稍后出现的《学衡》派(其目的与“国粹学派”
相近),虽然都被视为“文化保守主义者”
,实际上也都在西潮的影响之下。
余英时先生已注意到,“国粹学派”
的史学家如刘师培等人,“直以中国文化史上与西方现代文化价值相符合的成分为中国的‘国粹’”
。
[9]特别是《学衡》派,其主要人物的西化程度,恐怕还超过大多数鼓吹“全盘西化”
者。
《学衡》派主将吴宓就自认他本人不是在传接中国文化的传统,而是“间接承继西洋之道统,而吸收其中心精神”
。
[10]这是近代中国“在传统之外变”
的典型例证。
这两个学派是否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其实还大可商榷,这里无法详论。
但这类人也受西潮影响如此之深,更进一步揭示了中国在近代中西文化竞争中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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