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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国粹学派”
以中国文化史上与西方现代文化价值相符合的成分为中国的“国粹”
，是一种时人对西方自觉或不自觉的主动认同，对民国以后的人来说，这样的认同或者已无必要，或者意义已不相同。
从广义的权势观看，西方文化优越观在中国的确立即意味着此时“西方”
已成为中国权势结构的一个既定组成部分。
这一权势虽然不像不平等条约那样明显，但以对中国人思想的发展演变而言，其影响的深远恐怕还在不平等条约之上。
君不见在不平等条约已经废除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有些人在讲到中国的人文传统时，所说的仍然几乎全是西洋的东西，就可见此影响有多么深远了。
[11]
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西向知识分子将舶来品当作自己的传统，和今人将某些西方观念当作中国人文精神这些现象，未必就体现了他们对国情的误解。
对于鸦片和人力车随处可见而又非事事都要考证的人来说，这些东西确实是他们所见的“中国”
的一部分。
吴宓之所以感到有必要强调他是在“承继西洋之道统”
而不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就是因为彼时两者已经有些难以区别了。
对于更晚的中国人来说，那些由西向知识分子所传播的半中半西的“新学”
以及由吴宓这样的“文化保守主义者”
保存下来的“中国文化”
，又何尝不是传统的一部分呢。
概言之，19世纪的“西潮”
其实已成为20世纪的“中国”
之一部分。
因此，今日言中国传统，实应把西潮（但不是西方）包括在内。
当然，强调西潮冲击的作用，并不意味着近代中国的问题都为西潮所造成。
陈寅恪指出：中国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
[12]到晚清早已是问题重重了。
17世纪以来中国人口激增，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本来重分配的调整甚于生产的发展，较难处理因人口增长带来的社会问题。
[13]此外，清廷尚面临满汉矛盾这一更难处理的问题。
[14]
而传统的“上下之隔”
和“官民之隔”
，到晚清也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
龚自珍在西潮入侵之前的道光年间所写的《尊隐篇》中，已提到中国文化重心由京师向山林的倾移。
由于京师不能留有识之士，造成“豪杰益轻量京师，则山中之势重”
的结果。
孔子早就说过：“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论语·泰伯》）只要天下有道，士人就应出仕。
而龚生此文竟名为《尊隐》，俨然影射彼时已是天下无道，故士人流向山林，致国失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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