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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却说中国“大多数地位低微之人民，什九皆其善良者”
。
善良的人民却产出恶劣的政府，这一“国事败坏之大原”
，实种因于恶劣的士大夫。
盖蠹国之官僚、病国之党人，皆士大夫也。
然而他又说：“一国之命运，其枢纽全系于士大夫。”
故“今欲国耻之一洒，其在我辈之自新。
我辈革面，然后国事始有所寄”
。
[11]
在某种程度上说，以文学革命为开端的新文化运动，最终留下的可持续成就是用白话文替代文言。
这是继废科举、革帝制之后又一项以千年计的大变，其得失还很难说——近代形成的“新中国”
进一步地新了，但古今之间的隔阂可能是根本性的。
[12]不过，对那些提倡白话的菁英读书人而言，这一典型的扬短避长举措，虽不无自毁的意味，或者也是他们在愧疚中以自我批判的方式向大众靠拢。
然而得益的不一定是大众，更多是介乎于菁英和大众之间的边缘知识分子。
后人与前人的距离确实拉开了，菁英与普通人的距离却未必拉近了多少，埋下了后来各种反智运动的伏笔。
五四运动后，梁启超一方面强调国民运动不能是一个或几个特定社群的事，应该尽可能使其成为“全民的”
；但又说：国民“运动要由知识阶级发起，那是没有法子的事”
。
他主张每个国民都要“反省‘我’应该做什么事”
，以“唤起自己的责任心”
；同时更要认识到“各人地位不同、能力不同”
，所以必须有分工。
经过自我反省，“知道‘我’能做哪件，‘我’该做哪件，然后各用其长，各尽其才”
。
这样的分工不仅“可以收互助的效果”
，由于是“人人自动的去做”
，也不至于感觉是“某人指挥某人去做”
。
[13]
“分工”
说似乎让梁启超更能自圆其说，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代士人自责说，“十年的民国闹到这样田地”
，不是军阀、官僚的责任，而是“一群自命正人君子的人”
的责任；他们中的积极者总想通过军阀、官僚施展抱负，而消极者又洁身自好，不肯干预世事。
梁氏明言：“我自己和我的朋友，都是这一类的人。”
这些人就像人体中的“健全细胞”
，他们不肯负责，则毒菌自然“猖獗纵横，到处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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