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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分与合均是对应关系的不同表现，正因较前更看重国与民的关联，20世纪的读书人才持续看到国与民的两分。
更深入的原因，可能是原本在国与民之上还有超越的“道”
这一“终极价值”
的存在。
“道”
的隐退，使得原在其下的“国家”
和“人民”
都上升，但由于政治法律皆处于一种“无道”
也无序的状态，新的官僚制度和机构并不足以联结日渐对立的国家和人民。
[11]
很多民初读书人的一个共同感受，即“民国”
中却不见“民”
的位置。
陈独秀看到的是“中华帝国”
、“中华官国”
和“中华匪国”
，[12]费行简则深感“民国成立，军焰熏天”
。
[13]民初文武关系逆转，军人地位的上升是明显的，但也提示着某种行为方式的选项——在“民国”
中看不到自己的“民”
，便可能不得不选择暴力的方式来对抗“国进”
（从晚清开始，便有包括“毁学”
在内的大量抗捐抗税之民变，进入民国则地域更宽，也更具组织性）。
在一个从帝制转向共和、从农业转向工商业的新型国家中，曾经全面指导社会生活的经典已经淡出，久在身边的楷模（即四民之首的士人）也已不复存在；[14]虽身历从臣民到国民的转变，一般民众的政治和社会参与并未常态化（真正的全民动员和政治参与，是在所谓“**”
期间，以一种极不正常的病态方式推进的）。
如何创造具有公民意识的群体、维护民众的公民权益，仍是一个尚待完成的任务。
[15]
这类“国”
与“民”
以及“民间”
多重关系的转变，曲折而繁复多歧，无法在此展开讨论。
实际上，不仅“自治”
有新旧之差，国家、社会、国民等近代引入的基本概念，皆不必视为众皆认可，顺手拈来即用。
从19世纪后期开始，这些不同的主体，其自身处于形塑之中，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处于调整之中，或只能动态地认知和运用。
包括“官”
与“民”
、“公”
与“私”
这些久处思想言说之中的名相，在近代也渐获新义，甚至脱胎换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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