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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新旧名相和实体，本都在互动的发展之中，迄今或也尚未“定型”
。
在某种程度上，近代的“国进民退”
，也是伴随着上述转变中的一个倾向。
不过，新的“国家”
虽较前远更积极，却又并未真正从政治伦理到体制机构方面做好独任其责的准备。
很多受大政府观念影响的趋新人士，对民初的国家政治相当失望。
到“五四”
前后，中国似出现一个特别重视“社会”
和个人的倾向。
其所因应的，正是那处于转变之中、强势然而乏力的“国家”
。
那是一个“政府”
从诸葛亮所谓“宫中府中”
的对应物向国家机器代表者转化的时段，后来“无政府”
倾向的风靡，多少针对着国家机器的扩张；那也是“社会”
概念从引入到推广并进而成为众人口头禅的时段，后人试图“造社会”
甚或发起“新村运动”
，意味着他们眼中既存社会（如果存在的话）的崩溃，其实也就是民间失序的新表述。
近代中国很多无政府主义者并不特别“虚无”
，他们针对的正是一个太想“作为”
的政府；而他们自己同时也在试图重建一个介乎于国家与个人之间、更健康也更有活力的“社会”
。
[16]
可以说，社会、个人等范畴的兴起，无疑与“民间”
那从伦理到民生全方位意义（以及功能）的解析直接相关。
梁启超在清末就提出：“不患中国不为独立之国，特患中国今无独立之民。
故今日欲言独立，当先言个人之独立，乃能言全体之独立。”
[17]到1915年，他更明言：“今日中国，凡百事业，与其望诸国家，不如望诸社会；与其望诸社会，又不如望诸个人。”
[18]则其对社会和个人的提倡，或还在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人之前。
又几年后，梁氏进而求仁得仁，看到十年来“社会的进步”
，是因为人民的努力，“从极黑暗、极混乱的政治状态底下，勉强挣扎得来”
的。
那时的“国家”
，正起着一种自上而下的破坏作用——“人家的政治，是用来发育社会；我们的政治，是用来摧残社会。”
[19]这大体就是钱穆后来所说的“政府来革社会的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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