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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因此强调，应推动自下而上的改造，“以社会的培养促进政治”
。
在他看来，若“相信改造是自上而下的，就是以政治的力量改社会，都不免有几分专制的臭味”
。
[20]
而政治会议议员任福黎基于反向的认知，也提出类似的思路。
任氏在1914年说，“今日人心之大患，皆先由社会而起，浸**酝酿，而后国家受之”
。
因此，他也主张从社会入手进行补救，即恢复官方祀孔，通过维持礼教，使“人民知国家以道德为重，心目有所观感”
，然后可以挽回风化，国家也因此受益。
[21]尽管与很多人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看法不甚同，任福黎提倡的，仍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变更思路。
但民国前十年读书人在这方面努力的效果似不甚佳，到20世纪30年代初，对国家已失望的丁文江，又看到了“社会的崩溃”
。
他说：
中国今日社会的崩溃，完全由于大家丧失了旧的信仰，而没有新的信仰来替代的原故。
祖宗不尊敬了，尊敬什么？宗族不亲睦了，亲睦什么？英雄不崇拜了，崇拜什么？妇女解放了，男女之间，是否仍然要遵守相当的规律？天堂地狱都是假的，人生什么是真的？[22]
从其具体的举例看，丁文江心目中“信仰”
所关涉的问题，大致即是任福黎想要通过复兴“礼教”
来解决的问题。
盖“礼教”
不仅仅是“信仰”
，它还维系着民间的生活秩序。
这一功能往往通过地方的士绅来实现，而公产正是一切公益的基础。
不仅如此，大量社会资源的存在，对于国家机器的运作，也是隐而不显却必不可少的保障。
如前引杜亚泉所警告的，“国家”
对“社会”
本有所依赖，若“政府强大”
成为努力的目标，“干涉甚则碍社会之发展，担负重则竭社会之活力。
社会衰，而政府随之”
。
据前引罗振玉大约同时的观察，国进民退式的搜刮，与“伦纪颓废”
有着直接的关联。
在打倒“孔家店”
之后，新文化人并非没有提倡各种新的信仰，这些信仰也未必无人趋奉，却不能解决原来由“孔家店”
处理的问题。
这里原因甚多，其中之一即传统的中国式公领域已被破坏并淡出，国家不得不承担一切责任，却又没有一个足以让民众达成共信的政府。
傅斯年那时也注意到：“今日中国的社会，是个最大的矛盾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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