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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具体表征，即“国家无所谓‘国是’，民众无所谓‘共信’，人人不知向那里去”
。
[23]十多年前梁启超主张放弃国家而望诸社会和个人时，显然期望不论国家能否有“国是”
，民众还可以有“共信”
。
他的言语之中，仍隐约透出小政府大民间的惯性思维。
但他或许没想到，随着一波波的国进民退，“民间”
已非复往昔，社会也已失去重心；[24]只剩下一盘散沙式的众多“个人”
，[25]面对肩负着空前责任而不知所措的“国家”
。
尽管从晚清起“民”
的重要性就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士绅淡出后的“民间”
仍未摆脱退缩的颓势。
民初对“个人”
的强调，虽直指“人类”
而否定一切的中间物（包括过去最看重的“家”
和近代兴起的“国”
），[26]实仍更多蚕食了式微中的公领域，反促使国家进入生活层面的私领域（政府主导的“新生活运动”
，就是一个显著的表征）。
此后的国难，使“国家”
的重要性和作用都进一步凸显。
在国家努力动员民众的同时，民间的衰退仍在延续。
对于30年代日本大举侵华前的中国，从罗振玉到丁文江再到傅斯年这些政治立场很不一样的人，尽管对前行的方向存在歧异，却都看到了社会的崩溃。
不过，与前引杜亚泉所见“国家”
对“社会”
的依赖不同，曾经赞同“以社会的培养促进政治”
的傅斯年，如今对于社会的崩溃，却和其他一些人同样感到需要一个强力“政府”
来解决问题。
[27]他们甚至认为，“政府果然是有力量的，并且是正大光明的，就是专制一点也无妨”
。
[28]
在大约同时的“民主与独裁之争”
辩论中，不少被后人纳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的读书人，都曾明确站在“独裁”
一边（详另文）。
其间虽有抵抗日本侵略的考虑，多少也说明不少接受了现代国家观念的趋新读书人，虽对“民退”
心怀焦虑，又在相当程度上接受着“国进”
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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