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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后,一些或许分享着“国进民退”
思路的研究者,在同一时段的战乱频仍中还发现了所谓的“黄金十年”
。
[29]
这样看来,近代中国为退虏送穷而凸显的富强目标,连带产生了一系列本是权宜之计的思路和举措,后来在有意无意之间一步步制度化,成为一种常态,使得下马治天下之时,仍延续着马上打天下的思绪。
钱穆所谓“政府来革社会的命”
,是一种特异的表现;还有不少实为近代出现的新兴现象,渐被固化为思维定式,反使后人产生“习见”
的感觉。
[30]这一波波的“国进民退”
,究竟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产生了什么问题?又遮蔽了哪些问题?或许还需要更进一步的探索。
[1]参见柯继铭:《理想与现实:清季十年思想中的“民”
意识》,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1期。
[2]更具吊诡意味的是,推动“国进”
和强调“民”
意识的,大致都是梁启超所说形成“舆论”
的同一群体,而他们似乎并不感觉其间的紧张。
是他们没有感觉到两者的冲突,还是我们未能理解其间的关联?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3]辜鸿铭:《张文襄公幕府纪闻》,见《辜鸿铭文集》,冯天瑜标点,17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
[4]关于国富民强之说,承台北“中研院”
人社中心张福建教授和史语所陈正国教授提示。
严复或是一个代表,他在《原强》及《原强修订稿》中都说到富强不外“利民”
,也常被引用。
尽管那里的“民力”
指体力,而民智、民德等似亦与“富”
无关。
但他也确实说过:“大抵继今以往,国之强弱,必以庶富为量。
而欲国之富,非民智之开、理财之善,必无由也。”
严复:《〈原富〉按语》,见《严复集》,王栻主编,第4册,90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不过,国富民强和民富国强两说影响似均不广。
整体上,“富”
和“强”
都更多落实在“国”
之上。
[5]此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波、王果同学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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