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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见得到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的批准。
我就负责苏联战后教育研究。
虽然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一直以苏联为师，介绍学习了许多苏联教育的经验，但是1960年以后中苏关系破裂，对苏联教育开始持批判的态度，并未真正客观地研究过苏联教育的发展和经验。
这项研究持续了7年，其成果就是《战后苏联教育研究》一书，出书的时候正值苏联解体，该书刚好为苏联70多年的教育画上了一个句号。
该书1994年获得第一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第二，不断捕捉世界教育发展的趋势和动向。
我写了多篇类似的文章，如《当代工业发达国家的教育改革》（《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世界教育发展的新形势》（1987年）、《90年代世界教育发展的展望》（《中国教育报》1990年3月24日）、《高等教育改革的国际动向》（《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1999年）、《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和经验》（《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等。
第三，关于比较教育学科建设。
我认为，我国比较教育学科还比较年轻，改革开放初期，大家忙于介绍外国教育的经验，顾不上学科建设的问题。
但到90年代，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比较教育界的重视。
于是我在1986年比较教育研究会第五次学术年会上发言——《谈谈我国比较教育发展中的几个问题》；1990年在比较教育研究会第六次学术年会上做了一个报告，题为《比较教育的回顾与展望》。
两次会议都提到：一是比较教育要改变以往的研究重点，将单纯研究外国教育转移到从中国教育的实际出发，研究中外教育的比较上；二是拓宽研究领域，不能只限于研究几个发达国家的教育，至少对我们临近的、国情相似的几个亚洲国家的教育要有突破性的研究；三是加强比较教育学科的建设，特别是方法论的研究；四是加强比较教育队伍建设，包括研究生的培养。
第四，提出文化研究的比较教育方法论。
我在研究各国教育的时候发现，过去我们在研究中分析影响教育的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较多，分析影响教育的文化因素较少，而各国教育制度和事实单单用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来分析仍难以理解。
例如，美国、法国、德国等都是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他们的教育制度和处理教育事实的方法又大不相同；而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东方国家，如中国、日本、韩国的教育传统却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于是我觉得应该把教育放在各国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来研究。
教育科学“八五”
“九五”
规划时，我都选择了“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
作为研究课题。
经过团队的努力，成果反映在《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一书中，该书1998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为了提倡比较教育的文化研究，我又写了《文化研究与比较教育》一文（《比较教育研究》2000年第4期）。
1979年4月中国教育学会成立，我是当时最年轻的常务理事，因此对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特别关注。
当然，教育学实际上从它产生之日起主要也是研究儿童的教育。
基础教育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素质教育和教育公平问题。
关于素质教育，这个问题的起因说来话长，早在50年代后期，由于中等教育的较快发展，出现过单纯追求升学率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教育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升入高等教育的压力越来越大。
80年代初期就出现了“千军万马挤独木桥”
的现象。
许多学校把升学率作为成绩的指标，忽视了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损害了学生的身体健康。
这种状况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
老教育家叶圣陶就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我呼吁》，呼吁社会各界关注中学生在高考重压下负担过重的问题，结束“千军万马挤独木桥”
的状况。
为此，1989年国家教委在张承先、王明达同志主持下成立了“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对策小组”
，我也是小组成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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