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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明乃至普及的事实，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多有意思的经济史问题。
将我们在千年的漫长期间用惯了的由两根筷子构成的水稻脱粒工具，一日之间加以改良的原因是什么？也就是，即使外部的原因不过是偶然际遇，发挥内在作用的动机到底是基于什么产生的这样一个问题。
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村落，也许会有不同的情况，但是大体来讲首先可能有两点。
其一是劳动力的改善，也就是想要尽量进行具有更多价值的劳动。
即人们希望在做同样的劳动时乐趣更多，痛苦更少，而且效果更佳。
这是从很久以前到如今都一以贯之的潮流，同时也是推动社会发展到今天这般模样的文化动力。
即便这种愿望给予了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以很大帮助，但它也是令人无法勉强抱之以憎恶和鄙薄的、人类非常重要的成长要素。
实际上，可以说正因为这个原因，现在的人们仍然可以对社会的未来感到乐观。
如若解放我们的思考，将我们的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注意到至今为止的盲目辛劳大部分可以省略，则实为自然之至。
虽然好逸恶劳现在仍然被归入恶德之中，但是徒劳无功也同样自古就被忌讳和嫌弃。
第二点是我打算暂时称之为小农化倾向的现象，这一点可能是日本的特殊情况。
也就是说，由于农村的共同作业的限制，农民当中逐渐出现了尽量将所有生产仅限在家人当中完成的想法。
毋庸置疑，这种现象的目的和第一点是一致的，但是另一方面，良民也就是独立农家的数量增加了，像过去那样的协同农法逐渐难以维持，他们尽力避免其烦劳，以限定在各自家中进行农业生产，自然而然如上述一般，开始感到高效率的，所谓机械节省劳动力的必要性。
当然，其结果愈发促进了各个小农场的孤立性倾向亦是事实，如果没有采用这样的新方法的话，日本的大量农村也许至今还不得不维持着自古以来的生产协作，但是这样的情况也难以断言必然是幸福的。
简单地说，在耕地无法增加的情况下，如果因为不断分家而使农户的数量增加起来的话，像过去那样实行古风的大规模农业生产方法到底是不可能的。
四
换一种说法的话，近世农村的劳动组织，即便没有karagoki、karausu等的引进，仍然面对着必然会发生变化的时代命运。
只不过，只有水稻脱粒工具的改良带来了特别大的影响。
即使是同样的新工具和方法，也不过是对所谓劳力改良有所贡献，大多在组织方面甚少发挥作用。
作为比较，在这里举karasao作为例子。
它也显然是从中国引进的工具，但是却反过来促进了一种新的共同作业。
实际上，直到最近日本的各地还存在各种不同的脱粒方法。
一方面既有铁制的脱粒箸已经广为人知的地方，另一方面也有比用两根竹筷更为原始的脱粒作业。
窥知日本农村生活变迁的史料中，有名为吾山的徘人所编辑的《物类称呼》[17]六卷。
该书刊载了宝历某年的序文，从中可以看到，当时已经有远江的kanakobashi、西国地区的千把扱（senbagoki）的叫法。
然而，在二十余年后，1777年来朝的荷兰商馆馆长的通贝里[18]在其江户往来旅行途中有如下见闻。
这应该是在九州沿途的事，根据他的记述，当地的水稻脱粒是用极为简单的方式进行的，将成束的水稻在木桶或墙上之类地方拍打，谷粒就会全部脱落。
这和水稻品种所具有的应该被称作“落粒性”
的性质有关，很难认为无论哪里的农业生产都曾经使用过这样的方法。
toboshi，又有大唐米等名的水稻，虽然多产强壮，但是可能因为接近原种，具有特别容易落粒的性质，不便于收割，在以稻穗的方式贮藏的时代，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
但是，如果使用这样简单的脱粒方法的话，可能也有的地方会选择这种容易脱粒的水稻品种。
总之，据说种植水稻的地区也曾经有过将谷物的穗集中在宽大的竹席上，用棒敲打进行脱粒的方法。
其后，另一种新的水稻脱粒器械出现以后，一日当中就可以打下大量的谷粒，脱粒方法由此变得粗疏起来，稻穗上还残留着若干稻粒，产生了将这些穗聚集起来用棒敲打，再一次对残留的稻粒进行脱粒作业的必要。
关东的平原地区，将这一作业称为boccharauchi或bojiuchi等，在过去以谷粒的方式贮藏的时代，严格说来这是最终作业。
虽然有人说boccharauchi的bocchi是堆的意思，意指堆积起来的稻秆，但是从有的地方也称之为bota来看，可能本来是由敲打稻秆或敲打稻穗讹传而来的。
这个敲打稻穗和稻秆的工作是如何辛苦，在庭院的土地上用棒敲打五六遍试试看就可以想象。
不仅会对拿棒的手有反作用力，而且不得不一直弯着腰劳动会使人甚为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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