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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起来，它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其一，文学理论的知识学依据得到了追问。
历经反思，学界对文学理论知识的中介性、寄生性特点有了较为明确的认知[10]，对于文学理论的知识立场有本质主义、建构主义与反本质主义几种类型也了然于胸[11]，并且意识到这样的立场会影响文学知识的生产。
同时，在大众文化语境下，学界对文学理论的身份认同要从立法者走向阐释者[12]，文学理论的学术资源要从哲学、心理学转换为社会理论、政治哲学等也颇有认同。
[13]凡此有关文学理论的知识学依据的追问，既有利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自觉，也有利于在新语境下重建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合法性，因此是值得肯定的成绩。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就只能“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
相反，在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过程中，如果有学人还是要“我行我素”
地从事自己感兴趣的知识生产，也未尝不可。
毕竟，文学理论的知识不是完全排他的，也不会造成多少社会危害，因此是包容的。
[14]其二，为文学理论转型发展提供了思路。
文学理论学科反思的一个目的就是推动文学理论的变革发展。
如果说，1990年以来的当代文学理论发生了转型，那么这种转型的推动与文学理论学科反思不无关联。
如上所述，它其实是直接由文化研究引发和推动的。
但是，文学理论转型的思路并非只是文化研究。
目前，历经反思之后，学界至少提供了阐释论文学理论[15]、建构论文学理论[16]、关系论文学理论[17]、文化诗学[18]、批评论文学理论[19]等几种重要的思路。
这些思路都是值得承继发扬的。
文学理论学科反思的发生与发展已近二十年了，检视当前的文学理论学科建设与发展，它是否接续并受惠于当初的文学理论学科反思呢？我们有必要在考察完持续多年的文学理论学科反思的历程本身，特别是对其所涉及的文学理论研究对象、思维方式、价值认同、知识构型、转型发展和未来走向等问题进行梳理之后，再在结语部分回应和讨论这一问题。
[1]参见陶东风：《“文艺与记忆”
研究范式及其批评实践——以三个关键词为核心的考察》，载《文艺研究》，2011（6）。
[2]拉曼·塞尔登等人曾指出：“在‘当代文学理论’的语境中，最近出现了一个更为瞩目的转变，那就是向‘文化理论’的发展，‘文化理论’成为整个领域中学术研究的一个笼罩一切的术语。
本版《导读》中后面的一些章节——特别是关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同性恋与酷儿理论等——都大大超越了‘文学的’范畴，看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这些理论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了对一切话语形式的重新阐释和调整，成了激进的文化政治的一部分，而‘文学的’（研究和理论）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多少有点意思的再现形式而已。”
参见[英]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德森、彼得·布鲁克：《当代文学理论导读》，1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中国学人也曾就此撰文指出文学理论的理论、后理论转型问题。
参见周宪：《文学理论、理论与后理论》，载《文学评论》，2008（5）。
[3]参见陶东风：《文学理论的公共性——重建政治批评》，145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4]参见李春青、赵勇：《反思文艺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5]参见余虹：《文学知识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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